“我记得从南越的头顿向金边转场了两架O-1。我用一台不起作用的无线电引导，并让我的僚机密切跟踪我。我们于10000英尺(3000米)的高度飞行，以躲避SA-7地对空导弹。几天前，就在柴桢地区，一架由朗特拉桑(Long Trasom)上校驾驶的UH-1H直升机遭击落，机上乘员全部遇难。
“当我接管空中观察大队时，该单位组织混乱，缺乏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士气低落，因为其中一名飞行员被保护总统府的高射炮阵地击落。自后者遭到轰炸以来，任何飞得太近的飞机都遭到紧张的炮手的射击，其中包括几架降落在蒲宸洞跑道上的飞机。幸运的是，没有人被击中。可是这并没有阻止另一名T-28D飞行员裴林宽(Pech Lim Kuan)中尉于1973年11月19日再次轰炸皇宫。这次行动后，朗诺命令每一次任务都由一名“忠诚的飞行员”领导，该飞行员被命令击落任何他怀疑有不轨行为的僚机。正是在这种有害的氛围中，我们驾驶着T-28D。
1973年中期，苏桑邦被任命为“观察与伴随作战大队”的大队长，当时仍在使用1956年交付的最初几架赛斯纳O-1A。它们的垂尾上涂有新部队的徽章，但保留了前保皇家空军的国籍标志。
“有一天，一位飞行领队剧烈地机动至我身后，因为他认为我即将进行俯冲扫射。我在爬升中立即向他的T-28D猛冲过去，迫使他飞到我前面。当我们回到基地时，双方进行了激烈的口头交流。几周后，信心才恢复，朗诺放松了他荒谬的作战规则。
“在空中观察大队，我发现作战是以一种随意的方式进行的，还有几名飞行员没有带降落伞升空，就好像这是一家飞行俱乐部一样，我执行了严格的纪律。我介绍了从乡村项目学到的标准化作战方法，以及详细的情况汇报。我还执行了严格的维护程序。我们的许多飞机都停在外面，没有合适的机库，腐蚀开始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对于仍在使用的少数O-1而言尤为严重。每日的妥善率稳步提高，从平均12架可用的O-1提高到16架。随着美国提供更多的机体，这一趋势仍在好转。战争结束时，我们向前线部署了大约40架O-1，这些战机隶属于不同的基地或前方的简易机场，然而蒲宸洞仍然是主要基地和技术维修中心。
“我们成为空战中不可或缺的力量。现在，所有战术行动都由战术空中协调中心(TACC)与联合作战中心(COC)制定的计划协调，后者是联合参谋部的一个部门。与我之前的战斗机飞行员生涯相比，担任前进空中管制员的角色确实改变了我对空中作战的看法。我们分享了在前线与步兵并肩作战的痛苦，并意识到空中支援对他们来说是多么重要。
“美国人给了我们一个支中队的AU-24A炮艇机，上面装备了一门侧向发射的20 mm火神加特林炮，以及用于火箭弹和250磅(110千克)Mk81炸弹的硬挂点。种马主要在夜间与我们的AC-47D一起飞行，其无线电呼号为‘狼人’，但有时会在前进空中管制任务中补充我们。一架AU-24A于俯冲过程中由于不明原因坠毁。据说，襟翼的放下锁定了尾舵。这并没有增加机组的信心。该型号一直服役到战争结束，但我们都希望获得更多的T-28D。”
1973年至1974年间，高棉空军共收到14架AU-24A种马武装炮艇机，其中包括1973年5月交付的72-1322号机，此机是1975年逃到泰国的三架种马之一。尽管其拥有卓越的短距离起降能力，可是该型号在高棉空军的飞行员中并不受欢迎；其中两架于事故中坠毁，另有三架被击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