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3月，168IAP团的小队长米哈伊尔.奥格少校碰巧在伊朗边境拦截了一个陌生的目标。这天，他前往拉巴蒂贾利与一支侦察小队掩护直升机，和他搭档的是叶夫根尼.康德拉滕科(Evgeny Kondratenko/Евгений Кондратенко)大尉，2人在途中发现一架身份不明飞机，并开始接近。陌生人没有回应请求，他用雷达将其锁定。飞行员面前亮起“PR”(允许发射)的信息，宣布导弹准备发射。突然，传来一声陌生的喊叫：“我是巴赫塔尔！”原来，这是一架阿富汗政府军的安-32客机(“巴赫塔尔”是阿富汗空军的名字)，偏离了航线，飞行员记不清通讯频道。阿富汗人被歼击机的行为吓坏了，他们尝试了所有频道，终于能够“自我介绍”。
阿富汗飞行员的这类事件并不是孤立的，特别是在边境地区飞行期间，当“盟军”从空袭中返回时，可能被误认为是入侵者。苏联和阿富汗飞机之间的通信使用不同的渠道，甚至敌我识别系统的应答器也无法做出反应，这也妨碍了及时的身份确认。由于不是特别依赖当地的航空管制，观察规定的航线时，对从边境起飞的不明飞机也不太关心，因此他们不得不派出歼击机，直到他们自信地识别出目标身份。
霍斯特周边的网格地图，里面标出了沙博赫里地区飞机被击落的地点。
击落苏-25
当苏联军队即将撤离时，与“盟国”的关系变得恶化，政府军开始感受到一种可以理解的不确定感，即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有可能与实力不断增强的敌人独处。在这一点上，对苏方不满的言论已经够多了，更严重的表现就是对“叛徒”的指控缺乏克制。有时，第40集团军航空部队的领导甚至下达命令，当阿富汗空军在苏军驻地附近工作时，还会派出2架挂载导弹的歼击机升空执勤，以防止挑衅性的“失误”。
相同的事情也发生在伊万.巴拉诺夫(Иван Баранов/Ivan Baranov)大尉身上，当时168IAP团的一支小队正前往阿萨达巴德。到达预定区域后，他发现目标被悬空的云层遮住了。为了更精确地瞄准，飞行员决定下降高度，冲破云层。
2架苏-25前去执行任务，挂载了4枚250千克级炸弹和2枚S-24火箭弹。
当他进行机动时，他的飞机离开了小小队，滑过了“带状地带”。在邻近的峡谷，他注意到了一个类似的物体，并进行了轰炸，但拉起飞机之后，护航机出来迎接他，把从邻近一侧过来的米格-23当作入侵者，准备展开攻击。这并不是一场小规模的冲突----在雷达应答器的帮助下，他们才知道这是自己的飞机。
8月4日发生了一起最广为人知的事件。巴基斯坦人成功逮住了一架苏-25，飞行员是第40集团军航空部队司令，未来的俄联邦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Alexander Rutskoy/Александр Руцкой)上校。这次事件围绕着很多传说和不同版本的报导，但鲁茨科伊本人对事情的描述和他的对手----巴基斯坦战斗机飞行员阿塔尔.博哈里(Athar Bokhari/Атера Бохари)----的报道甚至在细节上都是一致的。那一天，经过早晨的侦察飞行，鲁茨科伊决定“探测”贾瓦拉，他曾于1986年4月被击落。杜什曼的基地相当活跃，许多武器被运抵，卡车沿着邻近的道路来往。在米格-23小队的掩护下，378OShAP团派出了8架苏-25。空袭地点被指定为霍斯特南部沙博赫里(Shaboheri/Шабохелй)村附近的一座广场，这个村子位于马兹达克(Mazdak/Маздак)山麓的一个巨大峡谷中，从那里到国境仅有6至7千米。出动到这个地方，打击机群必须等到鲁茨科伊和安德烈.库德里亚夫采夫(Andrey Kudryavtsev/Андрей Кудрявцев)上尉的小队用火力指示目标。
2017年5月9日莫斯科红场胜利日阅兵式上的俄联邦前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
这次突击的计划如下：护航机前往目标区，并占据巡逻地带。其次是两支苏-25编队。空袭的顺序是在通往贾瓦尔基地的道路上，于不同的高度分成4支双机编队。排头的2架抵达目标区，袭击了仓库和车队附近的停车场，为身后的梯队指出目标的位置。要做到这一点，两架飞机必须进行三次攻击：第一次----是停车场；第二次----沿着最后一支车队的尾部堵住通往峡谷的路；第三次----车队前方开路的。第三次攻击后，僚机独自返航，鲁茨科伊爬升到目标上方7000米处，指挥强击机群，调整打击。在他的率领下，第一架飞机向前飞去，于指定的车队上空投下了照明弹，接着，第二架飞机又向车队扔了一枚照明弹。之后，一架满载6个C-5火箭巢的飞机(一共有192枚火箭弹)俯冲攻击车队，再自行返回机场，另外三架----其中两架挂载相同的武器----单独攻击车队，第三架挂载航空地雷，处理车队里的第一辆和最后一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