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架飞机已经离开了攻击现场。我不停地把飞机左右翻滚，同时降下高度。‘桦树’开始疯狂地尖叫。我向左转90°，朝着攻击我的飞机，方向----巴基斯坦。脚蹬向左踩到底。我告诉歼击机飞行员：‘我遭到了攻击。’他们回答说：‘我们没有观察到目标。’此时，一阵强大的打击伴随着右侧发动机的爆炸，所有的仪表灯光都熄灭了，同时散落的驾驶舱玻璃罩也发出砰的一声。我在转弯的同时把左发动机的油门推到顶，右侧的收回到‘空转’位置，并切断了这台发动机的供油管路。我继续下降，向机场拐了一个弯。左手放在弹射座椅拉环上。但第二枚导弹引发了猛烈的爆炸和坠落，我绑在弹射座椅上飞到空中，看着我的飞机在前方爆炸，碎片散落了一地。
“降落伞自动打开，棉花----和完全的寂静，只有一股清新温暖的夜风沙沙作响，吹过降落伞的绳索。有那么一会儿，一个念头已经占据了我的心头：就这样，鲁茨科伊，现在结局已经很接近了……但我立刻摆脱了忧郁。我检查了救生装具(必不可少的航空储备)，那里有一把自动步枪、手雷、一把切肉刀、干酒精、一个备用的弹夹、一把手枪、一块巧克力(不会在那里，取而代之的是渔具)、一个抗休克注射碘酒和一个带绷带的袋子……所以，一切都很好，我还活着。
“克拉斯诺红星”的照片----120IAP团的飞行员们：I.帕霍京(Pakhotin/Пахотин)大尉、V.克里沃沙普科(Krivoshapko/Кривошапко)大尉、S.尼基佛罗夫(Nikiforov/Никифоров)上尉、Y.雅祖恩(Yatsun/Яцун)大尉。
“高度大约4000米左右，我环顾四周。前方，风吹过的地方，是一座灯火辉煌的村庄，窗户上的灯亮着，汽车沿路行驶。在飞机残骸燃烧的右侧，一盏探照灯从地面向空中摸索。一切都很清楚：我落在巴基斯坦领土上空，况且，风已经越刮越强，把我从贾瓦尔基地带走。到了500米高度左右，空气越来越暖和。在山脊的右边，我看到一片森林。我尽量靠右下降，从灯火通明的村庄飘向森林。大约100米高度时，我释放绳索以降低下降速度。交叉，树冠正在接近，我离村子越来越远，但是暖风带来了狗叫声。在穿过森林的公路上方，再次交叉，检查救生装具包的吊绳是否就位。我拉紧了后面的吊索，前进速度降低了，树根在我脚下沙沙作响。我从树冠上摔下来，撕破了我的飞行服和降落伞的伞盖，降落的时候非常轻柔，以至于因1986年脊椎受伤而害怕的着陆撞击的心情几乎不存在。我很快解开降落伞安全带，把一发子弹送入枪膛内，拉上枪栓，从吊绳上切断救生装具包，拿出两个柠檬和一把弯刀。我用吊绳做了一个临时背包，上面系了两条带子。我做每件事的速度都很快，以至于忘了脱下头盔。放下它，我听到了汽车的轰鸣声和狗的吠声。我用一把弯刀砍断了几捆绳子，把它们塞进怀里，关掉吱吱作响的‘科马尔’(便携式无线电信标，它向搜救队发出飞行员着陆地点的信号)。我折好降落伞，把它拖进灌木丛里，立刻就朝着山脊上那块不祥的岩石奔去。”
1988年春，一架米格-23MLD在巴格拉姆基地内待命警戒。
降落并整理完杂乱的地图后，飞行员确信自己在边境另一侧15至20千米处。此后，他在山区徘徊了五天，经历了小规模的冲突，试图在米拉姆沙基地脱身，一周后，巴基斯坦当局将他送回了那里。在被关押期间，鲁茨科伊受到巴基斯坦飞行员的探访。他们对同僚的态度丝毫没有敌意----他们认为发生的空战有点像绅士的决斗。鲁茨科伊本人后来声称，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大胆的中情局行动”，抓获一名苏联上校，并被“巴基斯坦空军中校级师长”击落。事实上，巴基斯坦空军没有这样的编制，他们规模最大的单位是中队和联队，阿塔尔.博哈里是第14中队的中队长。巴基斯坦人认为鲁茨科伊事件是唯一一次与苏联飞行员的正面小规模冲突，所有其它事件的对手都是阿富汗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