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6日，温度计读数为-32℃！不可能让飞机离开地面，而且只有三个人能够操作启动发动机的曲柄。1月9日，大部分因恶劣天气滞留在瑞典的飞机抵达维奇洛托，F19联队终于做好了战斗准备。同年1月9日，该联队收到了来自瑞典志愿军的第一份作战命令：对位于萨尔米湖(Salmijärvi)湖的苏联空军基地、东部及凯米湖(Kemijärvi)东北的敌军执行侦察和攻击任务；确保奥卢、凯米和托尔尼奥等城市的最佳防空。
派往芬兰的小型瑞典空军特遣队必须应对苏联在芬兰北部的威胁。他们需要弹药、食物、水和大量其它补给：这些都要仔细策划，同时又非常紧迫。最困难的是人员和装备的机动协调。最初几天比其它任何时候都更像是有组织的混乱。然而，正如雨果.贝克汉默报告的那样，很快，他们就和芬兰人就建立了真正的兄弟情谊。苏军的兵力几乎是他们的十倍，但这一事实似乎并没有吓到瑞典志愿军。芬兰空军被部署在卡累利阿前线，没有多余的飞机到芬兰北部对抗苏联：芬兰空军的三个航空团全部派往南部作战。而在瑞典志愿者于1939年12月底抵达之前，瓦萨-里波拉一线以北完全没有芬兰飞机。
F19联队的战斗机飞行员，照片摄于1940年1月中旬。后排从左到右分别是：汉斯.奥洛夫.帕尔梅(Hans-Olof Palme)；阿尔内.弗里克霍尔姆(Arne Frykholm)；吉迪恩.卡尔森(Gideon Karlsson)；冈纳.法恩斯特罗姆(Gunnar Färnström，牡鹿飞行员）；卡尔.奥洛夫.斯坦宁格(Carl-Olov Steninger)；奥克.索德贝里(Åke Söderberg，中)；罗兰.马丁(Roland Martin)；伊恩.雅各比(Ian Jacobi )和佩尔.约翰.萨尔温(Per-Johan Salwén)。 前排从左到右分别是：约恩.霍克韦斯特(John Sjöqvist)；马丁.温纳斯特罗姆(Martin Wennerström)；奥克.内特尔布拉特.霍尔斯滕(Åke 'Sammy' Nettelbladt-Hollsten)和埃纳.蒂尔勒(Einar Tehler)。
寒风凛冽
选择维奇洛托作为瑞典分遣队的主要基地是由它与前线的距离而决定的，与前进机场不同，这里远离前线的苏军。事实上，在整场冬季战争期间，该基地只经响过两次警报(1月3日和14日)。这种相对的安全显然是将维奇洛托与前进机场分开的重要原因：到达"奥斯卡(Oskar)"需要40分钟的飞行时间，前往"诺拉(Nora)"或"斯维亚(Svea)"需要1小时，去"乌里克(Ulrik)"则需要30分钟。如果天气适宜，一天也只有5至6小时的日照。
他们还计划与罗瓦涅米(Rovaniemi)的芬兰陆军进行更密切的合作：为此还准备了两座前进机场，一座位于奥拉克湖(Olakjärvi，重建的"奥斯卡"前进机场)，另一座就是罗瓦涅米机场。此外，一旦铺设了两条跑道，"诺拉"和"斯维亚"前进机场将逐渐迁移至凯米湖。同样，"乌里克"必须转移到奥卢，这座机场可容纳六架飞机。3月底，"乌里克2"[瓦拉(Vaala)]被转移到奥卢东北90千米处的布达斯湖(Pudasjärvi)。但是，预计至少在春季解冻之前，维奇洛托将继续提供飞机维修服务。3月9日，与这些项目有关的所有侦察飞行都停止了；四天后，该计划被取消。
飞机的到来及其确保对战场的定期监视构成了芬兰军队的宝贵资产：从此以后，敌人再也不能希望将他正在进行的远程轰炸行动长期保密，也不能再随心所欲地自由飞越芬兰北部。芬兰人毫不犹豫地呼吁瑞典人执行侦察和轰炸任务。
最初，几架飞机被派往塞瓦(Seva)进行侦察飞行，而一架牡鹿则驻扎于前线附近的"诺拉"前进机场。"乌里克"基地角斗士小队的出现，显然让苏联人变得非常谨慎。1月16日，那里的两架角斗士的飞行员发现他们的机枪无法工作。然而，过了20分钟，这两名瑞典人起飞了，虽然没有武装，但他们在苏联轰炸机编队中散播了恐慌情绪，迫使苏联人调头返航。因此，后来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幕，当苏联轰炸机机组发现了一架角斗士，甚至是牡鹿时，就会提前扔掉炸弹。瑞典战机的出现对于芬兰平民来说也是一个彻底的惊喜。
佩尔.约翰.萨勒温，F19联队的"王牌"。这个"长着望远镜眼睛的男孩"于1943年成为一名试飞员，但在1943年6月19日瑞典本土FFVS J22战斗机的测试计划中进行特技飞行时不幸遇难。
然而，苏联轰炸机装备精良，与火力不足的单座战斗机相比，它们能够承受更大的打击。因此，它们是强硬的对手。然而，苏联人似乎害怕坠落到这片寒冷荒凉的土地上，他们宁愿尽快逃离，即使在自己的防线内被拦截也无妨。可是苏联人很少能成功完成任务：很多时候，他们躲进云里，然后返回基地。这种反应将在整个冬季战争中重复出现：瑞典人会经常设法吓唬敌人，有时甚至连一枪都没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