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目击者的报告所作出的判断同样也不可靠，就像接下来的一个例子所显示的。在安州(Anju)的崇川(Chong-chon)河上空爆发了一场激烈的空战，参与的有来自64IAK军驻扎在3座不同机场上的3个歼击机团的飞行员。在战斗中，所有3名飞行员都攻击了敌机，注意到目标被击中，并看着他们笔直地俯冲下去。他们没有时间跟着一起冲下去，因为要躲避其它敌机的攻击。这3架中只有一架坠毁了，另外2架尽管被重创，但还是成功地返航了。
来自所有3个歼击机团的好几名飞行员都目睹了唯一被击落的这架飞机坠毁，后来，那些攻击了敌机的飞行员们都独自写了一份报告，而且各声称获得了一个战果。他们的指挥官根据各自的报告各给他们一个战果。团部接下来调查了照相枪交卷，看见所有3名飞行员的炮弹都命中的目标，而且也确认了他们的战果----目标的前提量和角度及距离相对应。结果，一架飞机的战果就变成了3架。
后来，3支搜查队被派到战区去搜索残骸，因为团部不会协调各自搜查队之间的工作，于是每支队伍都按照自己的时间出动，自己干自己的活。这3支队伍一个接一个地按照自己的路线抵达安州地区。每支都转向最近的----而且就像现实中的、不同的----警察局，甚至其中一支还前往了最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或者朝鲜人民军指挥部去咨询。无论他们询问谁，他们在采访时都会从对方口中得到关于敌机坠毁的特定地点、时间、日期的肯定答复。这样的回复被撰写成报告，签字然后密封。目击者还描述了坠机的确切地点。搜查队各自独立工作，然后到访了那个地点，拍摄了照片并切下了带飞机编号的蒙皮。
斯科罗夫(Skorov)上尉(朝鲜战争战绩2架)的米格-15照相枪照片显示这架51FW联队16FS中队的F-86E-6 52-8728在1952年10月18日被击落。很多西方材料声称这架飞机是在飞行时起火坠毁的，但是却没能记录下导致起火的原因是斯科罗夫上尉驾驶的米格机！这架佩刀的飞行员加百列.巴塞洛缪(Gabriel P Bartholomew)上尉跳伞后被俘。
让一支搜查队去寻找之前被击落的另一架敌机的残骸，并将其认定为是这次击落的，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事实上，一支搜查队甚至没能来到坠机点上，因为山路实在太崎岖。他们也许会总结到这里根本没有飞机坠毁，而这样的错误之前也犯过。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接近水域的条件使得他们认为飞机沉到崇川河里了，这样就无法证明它到底有没有坠毁。
在北朝鲜水域附近出现的一个巨大的残骸显示了另一种可能性----一架飞机在俯冲中穿过海岸线，然后坠毁在海里了。那么残骸是在海底还是在河的附近呢，或者它成功返航了？
再一次，这种情况下的飞机甚至可能没有被击中，比如，F-86的发动机经常拖着尾烟，尤其是在油门推到顶的情况下。判断一架佩刀向着朝鲜湾冲下去，拖着烟来迷惑米格机注意力，以及被击中后即将坠毁的事情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在这种情况下，地面的报告是不可信的。发动机被关掉后，一架在8000至9000米(26000至29000英尺)高度上飞行的飞机可以滑翔60至80千米(38至50英里)。但如果发动机失效了，但飞机在仍旧可操控的情况下滑翔回去了呢？
作者希望读者们能够理解在确认一个战果方面所带来的困难，几乎是在60多年前，而且还没有一个可靠的战果确认系统。然而，在50年代时期朝鲜上空的战斗里，这种系统的不准确新通常意味着苏联飞行员的实际战果没有达到其声称的战果标准。在一切情况下，由于确认不足，空战胜利的战果通常都来自于作战资料。
作者同样也认为，在判断空战、战役、战局结果的时候应该注意到以下几点。只考虑作战时的实际损失，而不是双方声称的战果。然而，值得一提的是，真正的损失向来都不清晰明了。美国空军在朝鲜的损失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被确认，比如，一份报告指出，在9151年10月6日的一场空战里有2架佩刀被击落，飞行员发现自己无法弹射跳伞后紧急降落在岸边。另一份报告指出那架F-86被高射炮火击落，坠毁在海里，飞行员跳伞。在这个例子里，第一份报告是正确的----F-86A 49-1319，被佩佩里亚耶夫上校击落，飞机从海滩边被收回后送到莫斯科展出。
巴塞洛缪上尉那架F-86E-6 52-2878烧焦后的残骸，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这样的残骸也无法总是能够作为64IAK军的飞行员们声称获得战果的证据。
另一例和美国空军的损失记录不一致，1952年9月12日，一架B-29在苏峰(Suphun)水电站附近被尤里.多布罗维迁(Yuriy Dobrovichan)驾驶的米格-15击落，但美国人自己将其划归给高射炮击落的。(这样的事情在越战里也不止发生一次)
作为这些异常现象的结果，当讨论特定的飞行员在空战中的战果指代的是其官方正式战果，即便这些和实际战果不吻合也没有办法。(比如F-86，击落的战果超出了部署飞机的数量本身就是一个例子)
朝鲜战争期间这样的规则在战前和战后都适用，而且适于任何国家的任何飞行员。毕竟绝大多飞行员都在尽自己所能去战斗，对于战果的判断失误不是错在他们身上！作者希望本书的读者们能够分享这样的观点。
第二章 1950年的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宣告成立，1950年2月13日就和苏联签订了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这其中也包括了国防方面和合作。在其它方面，这些条款设想苏联帮助中国建立并训练一支现代化空军----这样的帮助将由驻扎在中国的苏联航空团完成。同时，苏联飞行员将负责要地的防空，直到中国空军具备了足够的经验，最高优先级别就是保卫上海，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和金融中心。
阿布拉莫维奇(Abramovich)上尉看着未来的王牌阿纳托利.卡列林(Anatoliy M Karelin)大尉在一架拉-11座舱里完成起飞前的座舱检查，照片摄于1950年的江湾机场，卡列林后来击落了6架B-29，但直到1953年1月28日才成为了王牌。
上海的苏联战斗机部队是106IAD师，其中下辖29GvIAP团(40架米格-15)、351IAP团(40架拉-11)、829SAP团(26架伊尔-10和10架图-2)、一支空中运输中队(10架里-2)和作战后勤支援部队。29GvIAP团驻扎在莫斯科附近的库宾卡(Kubinka)，他们的机群和地勤在1950年3月3日抵达徐州。团部的飞机紧跟着在3月7日抵达，在6天时间里，共有40架米格-15都具备了作战能力。那时，351IAP团和829SAP混成航空团在辽东半岛飞行了近一个月。
在3月7日夜，351IAP团的拉-11离开大连前往徐州，前者在国民党轰炸机的攻击范围内，而苏联战斗机被要求去保护附近的米格机组装厂，351IAP团在第二天被派去保护这座机场和当地的火车站。3月13日西多罗夫(Sidorov)上尉的编队发现了一架B-25，并在距离徐州50千米(30英里)处将其击落。
第二天，编队长机杜欣(Dushin)上尉在机场南方巡逻，又发现了另一架B-25，杜欣把距离拉近到50至70米(55至75码)，向那架B-25的左右两台发动机开火。轰炸机起火后转头向机场飞去，在距离徐州4千米(2.5英里)处迫降，6名机组成员被俘，另1人被烧死在飞机里。
351IAP团杜欣上尉在中国上空击落了一架B-25，后来在朝鲜又击落了2架B-26，照片中，他在江湾机场上指导一名中国飞行员驾驶拉-11，照片摄于1950年。
3月17日，351IAP团的19架拉-11重新部署到上海的江湾机场，负责保护这座城市。3天后，该团的2架拉-11在天上遇到了2架国民党的P-51。糟糕的空中射击训练使得苏联飞行员们没法发挥他们战斗机的优势，而野马则借着俯冲穿过海岸线，离开了苏联战斗机的作战空域。
4月1日，29GvIAP团的米格-15从徐州转移到上海大场机场，让驻扎在上海的106IAD师机群数量扩充到39架米格-15和25架拉-11。351IAP团剩下的14架拉-11继续在徐州上空巡逻，保护着机场和附近的铁路站。4月2日，古佐夫(Guzhov)大尉率领2架拉-11升空，他和僚机利法尔(Lyfar)中尉被2架P-51偷袭了，而古佐夫则将其全部击落。
4月28日，2架米格-15在科列尼科夫(Keleynikov)少校的率领下在4月28日成功拦截了一架F-5E侦察机，这架国民党的飞机右侧发动机起火，拖着火焰朝下方俯冲。科列尼科夫少校后来被认定获得了米格机在中国上空的第一例战果，飞机的残骸最终在舟山群岛的一座机场附近被发现。
牛魔王 07057 1/72米格-15封绘，描述的是29GvIAP团的科列尼科夫少校在1950年4月28日驾驶米格-15（生产序号0315372）于上海附近击落一架国民党空军的F-5E侦察机，该团在二战期间于列宁格勒前线作战，与芬兰和德国空军交手，装备波利卡波夫和雅克战斗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