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30机组将继续引导作战飞机对准目标，直至1985年底。根据S.P.库兹涅佐夫.拉斯季斯拉耶夫(Kuznetsov-Rastislaev/Кузнецов-Растислаев)大尉的计算，下一次潘杰希尔行动的某一天，安-30名单表任务清单上等待使用武器的飞机总数达到98架。1982年8月至9月，叶尔马科维奇大尉的机组在法扎巴德地区执行了6天72小时的飞行任务。与此同时，第40集团军空军司令弗拉基米尔..什卡纳金将军通过航空无线电亲自指挥作战行动。
宽敞、视野开阔的驾驶舱，沙发的舒适允许不同级别的指挥官乘坐安-30，亲自了解即将发生的战斗地区，有时也可以直接到现场上空指挥。因此，1982年4月，在清理拉巴蒂贾利地区反对派武装的转运基地的行动中，土耳其斯坦军区空军司令部的一名代表登上了一架安-30，这架飞机正前去拍摄第一次空袭的结果。在“热烈讨论”中，领航员M.I.里亚波沙普科(Ryaboshapko/Рябошапко)上尉告诉将军，直升机飞行员犯了一个“轻微”错误，将部队投送到伊朗领土上。在与地面部队和航空互动的无线电频道上，将军发出了一道命令，取消行动并把部队撤回阿富汗领土。但事实证明，它很难实施。伊朗空军并没有对事态的发展无动于衷----到那时，鬼怪II已经点燃了一架直升机。2架带导弹的F-4E试图攻击安-30，当时，这架飞机正向机降部队展示他们的机动方向。安-30必须躲避，利用崎岖的地形作掩护，伊朗战斗机最终没有发射导弹。幸运的是，几分钟后，2架米格-23的到来平衡了双方的战斗潜力。
安-30拍摄到的杜什曼的防御工事和骆驼队。
1985年，有些人开始尝试于夜间进行目视观察。在这样的任务里，机组可以通过炮弹爆炸和小口径武器的曳光弹来确定所使用的武器类型、火力密度及对方的位置。然而，当时在黑暗中，飞行强度很低，因此除喀布尔外，机场几乎所有无线电设备都关闭了。这使得领航员无法在新月或头顶覆盖云层的情况下，以足够的可靠性定位杜什曼活动区的坐标，而且这种侦察的效率很低。1986年，为了减少被抵抗武装防空火力造成的损失，运输航空兵开始被迫转入“夜生活”，第40集团军情报部门出于某种原因对这种作为单独收集信息的飞行失去了兴趣，只满足于非情报飞行的报告。
安-30的唯一武器是航空相机。最初，飞机配备了一台安装在1号照相舱口上的AFA 42/100和三台标准放置的AFA 54/50相机(一台用于计划中的拍摄，两台用于透视)。但这些相机和后来安装的A-72长焦相机在其性能特点上有两个明显的缺点：最低使用高度受到限制(AFA 54/50为1500米，A-72为2100米)，因为在超过300千米/小时的速度下会出现图像扭曲，并且无法确保图像之间的重叠；以高度为单位，摄影区域的捕获宽度不足(AFA 42/100为0，AFA 54/50为0.6 N，A-72为0.45 N)。考虑到这一点，机组们决定使用AFA 42/20，它已经在工作中进行了长期测试，而且没有这些限制。其应用范围包括工作宽度为1.5N的低空，是AFA 42/100的5倍，拍摄精度可能出现的误差完全被拍摄地点的捕获所抵消。然而，到1984年初，机组被迫使用最初的照相设备，因为随着敌人防空武器的改进，摄影高度的下限被迫提高。
从安哥拉回来的安-30(USSR-27205)停放在喀布尔机场上，照片摄于1987年初。
1986年，随着反对派武装大量装备“毒刺”肩扛式地空导弹，圣战者再次对阿富汗上空飞行的一切物体宣战，低空飞行的最低高度被限制为4000米。自1987年春季起提高至5000米，后来又继续增加。
然而，高度已不再是所有“疾病”的“灵丹妙药”。1986年10月24日，属于“民主党”的一架安-26于喀布尔南郊上空6100米处进行着陆进场时，被一枚导弹击中发动机，但这架满载乘客、发动机燃烧的飞机安全着陆。同一时期，一架安-12在同一地区被击中。一枚装有红外引导头的导弹精确击中了最左边的发动机，使其起火。飞行员的勇气和技能使得他们能够把受伤的飞机带到机场，可是飞机的大部分襟翼都烧坏了。除了胜利的喜悦外，还有失去年轻机组的痛苦：在高速飞行中，可能无法承受紧张的压力，机上无线电操作员离开了驾驶舱。
1986年11月29日，50OSAP团第1中队的霍穆托夫斯基(Khomutovsky/Хомутовский)大尉从喀布尔机场向贾拉拉巴德方向飞去时，在海拔6400米、距离24千米的地方被毒刺导弹击落。爆炸的弹药没有给机组人员及27名乘客留下任何生还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