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准备拉巴蒂贾利地区的下一次行动时，这些问题导致任务变得更加困难。只有从东南部沿着与巴基斯坦的边界才能接近拍摄路线，关闭相机后，一个最大过载的转向应该可以避免侵犯伊朗领空。第一次是1986年12月27日，在目标上空“盘旋”40分钟后一无所获。1987年1月13日，尼基弗罗夫决定再次尝试。起飞前30分钟，来自第40集团军情报部的“光头”坚持让另一支机组去执行任务，并带上上一次任务的飞行员和领航员，可是这两位领航员的雄心壮志并没有奏效。结果，新任务的场景与前一次没有太大不同：地面上很难找到与领航员工作地图上的外形一致的物体，飞机又到目标上空盘旋了半个多小时。只有第四才取得成功，遗憾的的转运基地位于一块三米长的照相平板的边缘。在拍摄区域滞留的时间严重超时，这让坎大哈机场指挥所的军官们非常紧张，他们派出了两架米格-23歼击机来提供掩护。他们做得很好，但是……作为中继机，离目标250千米。在更远的距离时，他们不敢冒险中断与指挥所的联系，那样就无法从雷达屏幕上观察他们。当2架伊朗空军战斗机于“缎带”后面盘旋时，机组也很难向扎兰吉机场的阿富汗雷达操作员解释是什么让苏军飞机紧靠边界，这让尼基弗罗夫想起了国家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
机长们向阵亡的A.戈尔巴乔夫斯基(Gorbachevsky/Горбачевский)大尉和V.伊万诺夫(Ivanov/Иванов)上尉告别。
飞行指挥小队(GRP/ГРП: группы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полетами)感到紧张另一个原因时还可以解释为一架安-26预计在当天抵达扎兰吉，却最初把路过的安-30误认为这架运输机。几个月后，扎兰吉的不再那么容易被识别，也许还有一伙武装分子携带雷达干扰设备和强大的移动驱线电台进入阿富汗西南部地区，喀布尔顾问中队的安-26[机长格鲁恩(Grun/Грун)大尉]没有抵达扎兰吉，而是降落到伊朗扎博尔机场。仅35千米的误差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在伊朗特种部队对飞机展开的袭击中，飞行员被打死，机组和乘员被抓获，并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被关押了几天。澄清情况后，所有人都返回了苏联。可是在收到苏联外交部关于飞机于伊朗降落的消息之前，大量部队都参与了对失踪飞机的搜索，包括安-30。
安-30还会以一定的频率为阿富汗的主要机场拍摄照片，以确定杜什曼或其他敌对武装分子预定的炮位，这可以通过解读航空胶卷来确定。1987年，有79个用于或可能适合飞机起降的野外场所被发现。执行类似任务时，也有发现反对派武装用于从境外空运武器、货物等“计划外”机场的情况。
喀布尔机场的主建筑和周围的设施，近处是安-30。为了找出圣战者可能袭击的薄弱未知，经常拍摄这样的照片是很有必要的。
在所有的航空照相任务中，只有苏联国内专家处理完带来的摄影材料、组装摄影图表、注释、解码、识别并从准备好的“图片”上“提取”机组人员亲眼所见和未看到的一切后，作战命令才被视为完成。这些材料通常数量巨大。此外，所有这些都必须在“昨天”完成----行动开始前的拖延、缺乏必要信息可能会产生不可预测的后果。有时，航空胶卷是以半成品的形式，从底片或湿胶卷、未安装的印刷品中破译出来的。但是，还有什么比用户的感谢更好的呢？例如，第103空降师情报负责人的感谢。该师的驻军位于喀布尔机场的另一端，这使得他们能够从侦察机部队手中直接接收航空照片。安-30的机组可以目睹自己的工作成果为1986至87年的作战准备做出贡献，“春季”、“压力”、“能量”、“环”行动封锁并摧毁喀布尔地区的敌人，当时，50OSAP团的直升机飞行员能够借助胶卷底片选择机降地点。
1986至88年期间，航空侦察的大量架次是为地面部队的移动寻找路线，并为“花岗岩”和“治安官”行动作准备，撤走巴米扬和恰赫恰兰的驻军，随后从阿富汗撤军。
一架50OSAP团的安-26。
阿富汗的作战行动结束后，安-30返回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yarsk/Красноярск)、切尔诺夫策和贝拉亚(Belaya/Белую)，回到之前隶属的军事单位。ASO-2B红外干扰弹发射器已从飞机上拆除，并恢复了先前的战术编号。因此，切尔诺夫策的“16”号机又变成了“01”号机。长焦相机被封存。安-30机组们回到了和平时期的本职工作上----航空摄影测绘。那些战史只留在驾机进入阿富汗炎热天空的飞行员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