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2月26日，50OSAP团第2中队的An-26RT“22”在海拔8000米高度以上被击落。连续被两枚导弹命中后，飞机开始自动放下襟翼，失去速度并坠落，且进入了平缓的螺旋。所有试图摆脱困境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机长S.G.加尔金(Galkin/Галкин)大尉金命令机组离开即将坠毁的飞机。轮到领航员E.N.斯普林基什(Springish/Спрингиш)中尉跳伞时，他的装备没有戴好：没有系上系带，他戴了一顶带耳罩的帽子，拿了一个打开的领航员公文包，没有忘记在飞行中使用的降落伞垫，以提高舒适度，并在请求指挥官的许可后离开了飞机。几乎每个人都设法逃脱了。与此同时，无线电操作员、飞行技术员、领航员、助理指挥官和指挥官从驾驶舱正后方的紧急舱口跳出，飞行操作员使用半开货舱坡道。由于不明原因，飞行机械师B.布马日金(Bumazhkin/Бумажкин)少尉无法离开飞机。
1987年，一架安-12在加德兹地区的海拔8000米高度处中弹，紧急迫降于喀布尔机场。一发未爆炸弹的弹体撕裂了垂尾下方超过三分之一的外壳，打掉了尾炮塔和垂尾与机身连接处的氧气瓶……
50OSAP团的安-30“17”在喀布尔机场的停机坪上，照片摄于1984年。
安-30的机组并没有逃脱这一命运。1985年3月11日的喀布尔以北25公里处，在完成拍摄潘杰希尔峡谷以南地区的战斗任务后，A.戈尔巴乔夫斯基(Gorbachevsky/Горбачевский)大尉的飞机(编号“05”)被便肩扛式地空导弹击中。左发动机起火，无法熄灭，指挥官命令全员弃机。此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意外事故。原来，本应首先跳伞的操作员P.波鲁卡罗夫(Polukarov/Полукаров)大尉以前从未跳过伞。幸运的是，领航员S.泽维列夫(Zverev/Зверев)少校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在大多数人惊慌失措的情况下，他保持了克制和冷静，帮助队友们背上降落伞，并执行所有与弃机有关的操作，但也不是没有轻微的个人暴力。发动机燃烧着的火焰使人们对这一程序的必要性毫无疑问，虽然他们不得不直接跳入火焰和烟雾中，但部分机组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机长和他的副驾驶V.伊万诺夫(Ivanov/Иванов)上尉绝望地试图将这架奄奄一息的飞机降落在附近的巴格拉姆机场。但他们于800米高的地方到达了狭长地带的末端，冲过了跑道，迫使机组又转了一圈，这是致命的。已经完成时，襟翼的外部部分烧坏了，副翼也被卡住。飞机在失去俯仰控制的情况下发生反转并与地面相撞，夺去了两名勇敢的飞行员的生命。据此。戈尔巴乔夫斯基上尉被追授列宁勋章，伊万诺夫中尉被追授红旗勋章。
1986年秋，一架被毒刺导弹击中的安-12紧急降落在喀布尔机场上。
为了防止安-30被肩扛式地空导弹攻击，机身上安装了带有384个26mm红外干扰弹的ASO-2V发射器。ASO-2V的主控制面板位于无线电操作员的位置处。每个机组成员都负责观察某个特定的角度范围，以便及时探测导弹的发射。在起飞和着陆过程中，当处于潜在火力区域或探测到导弹发射时，根据飞行高度，每隔6秒或2秒发射一次红外干扰弹。
着陆前下降和爬升的先决条件是在所谓的“保护区”内进行这些机动，该保护区假定与跑道的最大距离为2千米。不幸的是，“受保护”并不等同于“安全”。狂热的“幽灵”们不怕报复，直接向机场上空的直升机和飞机开火。因此，在1987年10月底，他们于夜间击落了在贾拉拉巴德着陆的50OSAP团第2中队的An-26。几个月后，同样的命运降临在同一单位的安-26机长V.A.科瓦列夫(Kovalev/Ковалев)少校身上。事件发生在巴格拉姆机场的升空第二圈盘旋爬升的途中。此前。第40集团军司令鲍里斯.格罗莫夫刚搭乘这架飞机抵达喀布尔。
在大坡度下降航线和迅速转向的机场区域进行机动时充满了危险，需要机组人员接受飞行、特殊专业和心理训练。1986年9月25日，50OSAP团第1中队的安-12(CCCP-11408号机)上，在完成一次普通飞行以短距离进场练习(包括在新抵达机组的“出国”训练计划内)时，机组使用机腹降落。事实证明，他们只是忘了放起落架----这4分钟飞行的程序太密集了。尽管如此，一篇期刊文章的篇幅还不足以列举哪怕是一小部分这样的案例，因为这些简单的训练，才有可能避免被敌人的炮火击中。
前往巴基斯坦和伊朗边境机场的飞行充满了另一种危险。1987年3月30日，阿富汗空军的一架安-26在昌卡尼(Chamkani/Чамкани)区被一架巴基斯坦F-16击落，40人死亡----这是对一架手无寸铁的飞机的袭击。为了达到目的，阿富汗的邻国空军需要采取特殊战术，以便向边境地区执行运输任务，并通常由阿富汗空军的米格-21来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