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支援和电子对抗
相比起VA中队或者后来的VC中队分遣队，大队参谋却对如何使用AD-3Q/4Q电子战机了解甚少。由于AD-4N上有电子对抗设备操作员，它的作用和AD-3Q/4Q上的主动电子支援能力多少有些类似。1950年，派驻到福吉谷号上VA-55中队的AD-4Q分遣队还没有安装电子对抗设备，所以这种飞机还无法干扰已经被发现的敌方雷达。
“在坏天气里，雷达在长机于进出目标上空进行导航时非常有效。”CVG-5大队长哈维.拉纳姆中校说，“因此，Q型AD攻击机是最受欢迎的，因为里面有一名雷达操纵员。然而，我们没有在攻击任务中使用雷达，CVG-5大队的AD飞行员在导航上越愉快，Q型AD机的飞行员也越高兴，他们的后座有一名雷达操纵员。”
1952年8月，CVG-7大队使用VC-33中队的AD-4N为攻击机编队在复杂气象条件下进行导航。该大队还发现“AD-4N上的电子设备能够指出编队里的飞机何时被‘锁定’了，以及是否被敌人的火控雷达跟踪。及时地吧情况报告给编队长机将有助于提高我们飞机的安全性。”
电子对抗设备的价值让大队越来越觉得有用，这次是VC-33中队的AD-4NL，就像CVG-7大队的作战报告中写道的一样：
“电子对抗情报现在已经成为了航空情报的一部分，尤其是在高射炮信息方面。目前，只有主动对抗(就是现在的电子支援)手段被空中电子对抗单位所采用(VC-33中队第41分遣队)。然而，从长远的利益以及更好的战术信息来看，如果有专门的电子战机来执行电子对抗任务是最好的。”
VA-55中队的AD-4Q 124047(前)和一架同一中队的AD-4停放在一起，照片摄于1950年12月该中队完成了第一次朝鲜战争作战部署后。2架飞机都挂载了APS-19A雷达吊舱，这架AD-4Q是这次CVG-5大队部署期间唯一的一架Q型天袭者，尽管缺乏电子对抗能力，但是可以执行电子支援任务。
AD-4N在这种电子对抗任务里表现不错，CVG-101大队长阿迪中校写道，“可以进行一次成功的搜索，然而，唯一能够精确定位一座雷达站的方法就是在实施电子对抗修正后进行拍照。最好的就是让电子战机和4架VF或VA中队的飞机一起飞行，但是由于很难确定雷达的位置，除非是在电子对抗修正后解读过照片，否则效果会大打折扣。所以，电子对抗搜索、拍照和攻击才是最佳流程。”
VC-35中队G分遣队的AD-4N在1952至53年间跟随CVG-102大队登上奥里斯卡尼号出海，这种飞机上安装有4种型号的电子对抗接收机----TN128、TN129、TN130和TN131。然而，G分遣队手里只有2台TN128，这意味着2架AD-4N在确定敌人雷达位置的时候，第3架飞机却无法在一旁待命。夜间任务里没有遭遇雷达瞄准的高射炮，但是它的存在对于夜袭机来说一直都是个威胁。
在福吉谷号于1952至53年的部署期间，CVG-5大队旗下VC-35中队B分遣队的4架AD-4N安装了APR-9接收机和APA-70方位指示雷达，还有2架安装了APR-1接收机和APA-64脉冲分析仪。在白天，AD-4N执行雷达干扰任务，晚上则进行夜袭。“在白天只侦测到了少量的敌军雷达，在夜间飞行中则收到了很多雷达信号----飞机经常放弃主要的任务，转去分析这些信号并做下记录。”福吉谷号舰长罗伯特.迪克森(Robert E Dixon)上校在巡航后的报告中写道。
1952年，来自于埃塞克斯号上VC-11中队的AD-4W 124764正在飞行中，AD-4W上有3名机组成员，其中2人是雷达操作员。机腹下的APS-20雷达用于舰队防空和反潜巡逻，垂尾顶端的天线使得飞机可以把雷达图像传回到航母上。AD-4W同样还被作为无线电中继。气象侦察和运输机使用。
在1952至53年的巡航期间，CVG-102的大队长是G.P.切斯中校，他评论道AD-4N上的APA-70在电子对抗方位指示上的表现。说“在对付固定波段上的一座雷达站时，效果是很好的，然而，有2座雷达站同时在同一个波段上工作时，它就很难将其区别出来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AD-4N上的APA-70很难使用，飞机“有必要转向被发现的雷达站来获取记录，而且绝大多数时候，这些雷达站会意识到自己被发现并且停止了传输。”普林斯顿号舰长W.R.霍林斯沃斯上校在1953年写道，他建议电子对抗设备应该配备一个方位指示屏幕，这样就不用再让飞机转向雷达站所在的方位了。
核弹
VC-35中队得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指派，就是把具备核弹投放能力的AD-4B部署到远东。W分遣队驻扎在日本的厚木基地，为这一地区的核战做准备。W.康利中校是分遣队的队长，部署时间从1952年6月16日开始至1953年9月15日结束。停战前6周，尚普兰湖号(USS Lake Champlain CVA-39)航母抵达战区，这些AD-4B则随CVG-15大队旗下的VA-45中队参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