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到达目标上空，投弹后返回，然而必须以同样的方式着陆，但没有放下襟翼和前缘缝翼，其控制器被穿过机身的一根柱子撕开。机组们再次被苏霍伊的坚固和沙漠的平坦表面所拯救(正如他们所说，“他本可以一路跑到阿富汗”)。组织上没有任何表态----没有对肇事者进行评判，只是给他们三天的休息时间，之后又开始了飞行工作。
军械员们正在挂载KAB-500L激光制导炸弹。
就在同一周的12月20日，又发生了另一起悲惨的事故。735BAP团的年轻飞行员，弗拉基米尔.肖斯坚科(Vladimir Shostenko/Владимир Шостенко)上尉与领航员阿德里安.切尔卡索夫(Andrian Cherkasov/Андриан Черкасов)大尉一同升空，为轰炸机群提供无线电通信中继。当编队返航时，中继机开始降落。突然，一股侧风以高达15米/秒的速度吹过，飞行员没有抛弃减速伞，导致飞机侧滑。飞行员严格按照指示行事，在随后的操作中，他们没有发现有丝毫偏离指示。然而，滑行时，苏-24冲出跑道，停在地面的一个土坑里，主起落架支柱断裂，刺穿了机身和油箱。肖斯坚科好不容易才走下飞机，右侧座舱盖被卡住，当领航员解开安全带，爬上飞行员的座位时，飞机周围形成了一滩煤油。领航员不得不跳进火海。那些穿着大褂跑上来的人扑灭了他身上的火焰，但为时已晚----同一天晚上，阿德里安.切尔卡索夫在医院去世。
等待着飞机返航，军械员们坐在ODAB-500P炸弹上抽烟休息，后方是RBK-500集束炸弹。
最后的战斗
自12月下旬起，苏军在撤退路线上开始发起大量的作战行动，防止敌人出动，并在道路沿线建立“安全区”。为了提高在其部队附近展开打击的精确性，每天都有更多的空袭发起来。另一个原因是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白天的轰炸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的。只有偶尔在晴天，才会使用“海鸥-1”电视瞄准具的电子光学系统，后者在瞄准器上显示出高分辨率图像。每次任务后轰炸损伤评估权被分配给驻卡尔希的87ORAP团，他们使用雅克-28R在阿富汗北部地区飞行。
在白天对熟悉地区内目标的突袭中，机组们经常可以观察到他们空袭的结果：“绿树”点缀着火山口、裂开的岩石和山间飞檐处的缝隙，小径朝深渊延伸，变成峡谷底部的一块石屑，并在那里到达尽头。许多村庄通常只保留在地图上----只能通过尘土飞扬的废墟来辨别它们的位置----一个被战争摧毁的国家漂浮在飞机下方。
正在降落中的苏-24M。
就连军队的持续撤军也引起了人们的质疑：伴随着连环轰炸的和平之路是什么？对于那些“在河对岸”工作的人来说，敌人只是地图上的一个不知名的点，那里经常是被花园和庄稼包围的村庄，与方位图上标明的“设防区”一点也不相似。人们开始扪心自问，以至于情报代表被迫向机组保证，遭到轰炸的村庄“被居民遗弃，人口稀少”。许多人表达出不满，有些人开始以健康为借口回避出动。飞行员们仍然忠于誓言，但这个已经成为“前苏联”的国家基础却已经被动摇了。在著名的“阿富汗夜莺”莱什钦斯基的报道中，人们此时可以听到“战争的无谓性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反对派领导人是“最聪明、深受人民尊敬的”。
用于给飞机挂载弹药的拖着的装载机。
要知道下面的目标就是人民，而“祖国的任务”是毫无意义的，这让人很不舒服。149GvBAP团的三支机组拒绝执行任务，声称“他们准备为祖国献出生命，但绝对不会参与这项阴暗的事业”。两名飞行员在指挥官和特务官的共同努力下被成功说服，另一名飞行员断然拒绝，并被开除军籍。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在空袭期间，许多人只是到村庄上空投下炸弹。
149GvBAP团的最后一次任务于1989年1月11日发起，去轰炸贾拉拉巴德的目标。在整个阿富汗战争期间，该团整体出动140架次(平均每架飞机每天飞2个架次)，投掷了7500吨炸弹。
正在返航中的苏-24M。
又过了一个星期，149GvBAP团保持着戒备状态，直到外高加索143BAP团接手。当时，两个团的驻地虽然相隔3000千米，但都隶属于同一个单位----最高司令部下属的第19混合航空军，总部设在纳尔奇克，于1984年12月向南部署。
在科皮特纳里，机组们谈到了即将开展的工作，认为“没有我们，他们肯定做不到”，但这一传闻直到1月中旬才得到证实，当时团长V.尼库林(Nikulin/Никулин)上校宣布前往卡尔希的小队即将起飞，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减少到发放地图和规划转场航线。
1988年秋至1989年初阿富汗撤军期间苏-24M的挂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