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幻影到鬼怪
1966年6月2日，就在约旦获得F-104后两个月，美国和以色列就签订了一笔购买48架A-4轻型攻击机的合同。为了弥补美国提供的和以色列所需要的轻型攻击机的数量差，以色列同时也向法国提出了购买幻影5的要求。就像以色列想象中的一样，美国驳回了以色列购买重型攻击机尤其是F-4的要求。然而，外交上的扭转给了以色列第二次要求获得F-4的机会。
1967年的六日战争使得以色列和西方国家走到了一起，而苏联支持的埃及和叙利亚(加上黎巴嫩、约旦和伊拉克)则倒向了另一边。他们发动的长达十年之久的冲突将冷战变成了尖锐的对立。同时，尽量避免正面上在欧洲的战斗冲突，美国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支持以色列在大量装备苏制现代武器的埃及和叙利亚前保卫自己。
1968年11月11日，麦道公司在首次公布了一架“以色列”F-4E的照片。1969年1月，林登.约翰逊政府正式决定向以色列提供鬼怪II，正式交付于同年9月开始。接下来每个月提供4架。
六日战争对于以色列的胜利是决定性的，同时也成为了以色列空军历史的分水岭。直到1967年6月，以色列空军才成功地从以色列领导人和国防军指挥官的怀疑中走出来。1967年6月5日，他们在夺取的空中优势的战斗里取得了出色战绩，以色列领导人和国防军指挥官们将以色列空军定义为国家防卫的中坚力量。自1967年6月起，由于领导人和国防军指挥官希望在以后任何一场冲突中获得空中优势，以色列空军在国防预算中所占的分量开始增加。
然而，六日战争冲毁了以色列空军战机更新换代的计划。美国决定暂时停止向中东出口武器，法国则声明禁止出口，同时大约以色列在战争中损失了战前订购的战机总数的四分之一，半禁止半中断的情况使得以色列空军轻型攻击机计划受到打击，重型攻击机计划最后也没有下文了。作为“特别任务----核打击”的幻影4也受到挫折，而且机群中最先进的幻影III多用途战机在战争中遭受到了比预想还大的损失，禁运和中断出口取决于以色列前线的战斗准备，加上阿拉伯人根据在六日战争中所学到的经验重新建立起一支空中力量，这证明了以色列空军需要进行现代化并且需要扩大规模。
一架麦道艺术家笔下的F-4D，看起来像是涂上了以色列的迷彩。以色列的订单在1968年1月被批准，美国国务院于9月28日正式发表声明，这就是和平回声项目(后来的和平回声I)，其中包括了44架F-4E战斗轰炸机和6架RF-4E侦察机----后者直到1971年1月才交付以色列。
购得鬼怪
外交上的被动迫使美国在1967年中断对以色列出口A-4攻击机。由于法国的武器禁运，还有被苏联人重新武装的埃及，加上叙利亚为首的阿拉伯联合阵营给以色列安全带来的威胁在不断增长，以色列再次要求获得F-4。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纳塞尔(Gamal Abed El-Nasser)在1967年9月于喀土穆(Khartoum)召开的阿拉伯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宣言“被武力夺取的要用武力再夺回来”，并且一致达成了“三不”协议：不承认以色列、不和以色列谈判、不与以色列保持和平。
中东火药桶再次一触即发，以色列认识到除非深入埃及境内才有消除战争的可能。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和以色列总理莱维.埃什科尔(Levi Eshkol)达成协议，向以色列出售F-4。这张协议开始了长达10年超过200架F-4向以色列的出口。
F-4E 68-0396是麦道公司交付以色列的首批4架F-4E中的一架，全身被刷上以色列的沙漠迷彩，交付以色列后编号变为601，赎罪日战争后编号再次变为101。
总统的保证不只是一张合同，而是按下了一个按钮，接下来展开了一场包括了所有细节的紧张谈判，然后在1968年7月1日开始全力向以色列生产F-4。引起谈判纠纷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传闻美国政府强制将出售F-4和以色列于同日在纽约签署核不扩散条约捆绑在一起。
但据说约翰逊总统最终命令签署了向以色列出口F-4的合同----并不在意以色列不愿意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在1968年12月26日，这时离他卸任和新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上任仅剩下几个星期了。两天后----1968年12月28日，美国政府宣布与以色列签署了一张出口50架F-4的合同，以色列空军最终得到了世界产量最大的、真正意义上的多用途战机。
试飞中的F-4E 68-0398，此机是第3架交付以色列的生产型鬼怪II，编号为608(赎罪日战争前，201中队垂尾编号以6开头)，后来改为108，现在此机陈列于以色列空军博物馆。
训练
以色列的合同----美国空军代号和平回声----包括了44架39批次(简称blk39)至41批次的F-4E和6架RF-4E侦察机。随着以色列空军规模的不断扩大，与其给现有的两个中队换装不如成立两支新的中队。以色列空军内部围绕着任命新中队的指挥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那时起，新成立的中对指挥官要拥有之前领导过一整支中队的经验。然而F-4被认为具有相当强的革命性，以至于这两支中队指挥官一定得是年轻军官而不是之前的经验丰富的旧中队指挥官，而且这两人都必须是参加过六日战争的副中队长。
武器系统官(Weapon System Officer 简称WSO)(作者注：以色列空军继续将F-4的后座驾驶员当作领航员，而不像美国空军将WSO赋予专有的工作)这时在以色列空军中是一种新的概念，因此他们每年都训练出一些新的领航员。当时，唯一驾驶喷气机的领航员是那些110“北方骑士”中队秃鹰IIBR侦察轰炸机的领航员。他们同样也驾驶秃鹰IIN夜间战斗机，这种飞机原先被用作夜间防空，后来成为了轰炸机编队的长机，同时也执行侦察和电子战任务。起初，以色列空军由于领航员的数量不足，结果使得许多战斗机飞行员来担任F-4的“后座”，直到1970年第一批大规模的领航员从以色列飞行学校毕业后才开始好转。
密苏里州上空，以色列、伊朗、希腊空军涂装的F-4E Blk55正在编队飞行，分别是72-1514(美国空军涂装)、72-1512(希腊空军)、71-1147(伊朗空军)、72-1497(以色列空军，依然涂着美国机徽)。
首批未来的F-4E机组包括了6名飞行员和4名领航员，所有这些人都是参加过战争的老鸟(飞行员从3支幻影中队里抽调，领航员来自使用秃鹰的110中队)，他们被派往亚利桑那州的戴维斯.蒙森基地，和20支美国空军的机组一起在4453CCTW联队里展开换装训练。以色列空军的飞行员于1969年4月9日完成了在F-4E上的首飞，很多后座的教官是打过越战的老兵，但也有一些教官是F-4上的新手，甚至之前都没怎么驾驶过战斗机，关键是由谁来教谁驾驶飞机并没有得到礼貌的回答。然而，他们还是学到了很多，尤其是飞行员和领航员之间的合作。
在戴维斯.蒙森基地完成了最初的适应性训练后，以色列空军的机组们被转移到加州的乔治基地，向479TFW联队4452CCTS中队报到。该联队把以军机组的换装训练时间定在7月1日至9月30日之间，他们是埃胡德.亨金(Ehud Henkin)、绍尔.莱维(Shaul Levi)、亚伊尔.大卫(Yair David)、拉米.哈帕斯(Rami Harpaz)、施穆尔.赫兹(Shmul Hetz)、阿奇卡.埃亚尔(Achikar Eyal)、阿维胡.本.努(Avihu Ben-Nun)、梅纳赫姆.埃尼(Menachem Eini，未来的雄狮项目试飞员)、伊扎克.皮尔(Yitzhak Peer)、约拉姆.阿格蒙(Yoram Agmon)。
1969年3月在美国加州乔治空军基地4452TFTS中队里接受F-4E换装训练的以色列飞行员，后排站立者从左至右为：埃胡德.亨金(Ehud Henkin)，绍尔.莱维(Shaul Levi)，亚伊尔.大卫(Yair David)，拉米.哈帕斯(Rami Harpaz)，施穆尔.赫兹(Shmul Hetz)，阿奇卡.埃亚尔(Achikar Eyal)，阿维胡.本.努(Avihu Ben-Nun)，梅纳赫姆.埃尼(Menachem Eini)，伊扎克.皮尔(Yitzhak Peer)，约拉姆.阿格蒙(Yoram Agmon)。这张照片拍摄12个月后，亨金、赫兹、莱维相继在战斗中阵亡，而哈帕斯、埃尼、皮尔、埃亚尔则成为了战俘。照片前排是美国空军的教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