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24的战术
“蜜蜂”(即所谓的米-8)和“鳄鱼”的紧密互动确保了足够的力量来完各种各样的任务。在第40集团军里成功解决了苏联武装部队非常棘手的问题，即在混合部队编制中加入航空部队。此之前不久，苏军试图在国内实施类似的编组，将直升机部队纳入陆军航空兵，并于1980年初将其从转移到军区司令部旗下，以实现更好的互动，但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功。在阿富汗，航空部队司令在军队的领导层里有自己的“声音”，为地面部队指派的任务都必须通过他的办公室，这样就给空勤人员下达了具体命令。
自1980年春以来，米-24的瘦削、斑驳的轮廓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阿富汗天空，很快成为这场战争的真正象征。米-24飞得更近、更慢，其影响“比所有”歼击机和歼击轰炸机部队的超音速飞机的打击要大得多，没有发出所谓的“哨声”便瞬间扫过目标。在第一次小规模冲突和损失之后，直升机飞行员开始配对执行任务，以确保在紧急着陆时相互保护。主要的战术单位是小队(4架)或8机编队，在有天然掩体的地形上提供了适当的打击效果。当面对火力凶猛且全副武装的敌人时，这种小队使大多数战术战法得以实施：从一个圆圈中进攻，就像卫国战争中的伊尔-2一样；通过形成一个环形航迹，跟随者依次转向目标，对目标进行“连续”处理，“洋甘菊”突袭，其中包括在途中解散小队并交替以最小时间间隔从不同方向发起攻击；当上方的小队掩护攻击小队时，就在上方进行“剪刀”与“摇摆”防空机动(当然)。主要打击是出其不意、持续火力和相互掩护。打击的密度达到了极限：还没等长机脱离攻击，僚机就已经在旁边发射火箭弹了。战术的灵活性及其改进同样重要----一层不变的方法立即受到惩罚，即使在沿着同一路线反复飞行的过程中，也可能会遭到伏击。因此，为了不在转弯中被击中，并有时间躲闪或压制火力点，在跟踪目标或巡逻时，两机之间保持1200至1500米的距离。
飞行技术员N.格鲁托沃伊(Grutovoy/Грутовой)上尉穿着防弹背心和防护头盔(ZSh上的条纹-“尼龙搭扣”用于连接钛罩盔)。照片摄于1982年秋的坎大哈。
在米-24机组的训练中，作战机动占据了应有的位置，这使得发明新技术和新机动成为可能，而且从许多方面超出了设想。训练有素的飞行员，除了平时的转弯、战斗和强制转向外，还练习潜行和跳跃滑行，过载达3g，退出攻击时的坡度高达50°，于最高点急转弯，机身侧倾90°，瞬间发现自己在返回路线上，面对敌人发起第二次进攻。
米-24的高速特性是以主转子负载为代价实现的，该负载值是米-8的1.5倍。在日常极端条件下(炎热、高山、扬尘增加)对维护产生了恶劣影响。此外，习惯性的驾驶技能常常被证明是有害的，可能导致事故。起降过程中，螺旋桨超载引发了手柄剧烈移动，导致直升机下沉，他们试图用“进气量”保持控制，发动机“减弱”后油门反应不够，直升机坠落到地面。在低速、“丘陵”或接近地面的情况下，米-24开始表现异常。沿航向的可控性还不够，主旋翼的反应力扭矩将让直升机自发地左旋，并可能导致直升机陷入螺旋。在高速和大攻角的剧烈机动中，由于叶片的气流中断，米-24抬起鼻子，变成“捡拾器”----俯仰时不服从控制，随后急剧下降。这种情况不止一次地以翼尖和短翼的粗糙撞地而告终。飞行员可以通过严格遵守限制来避免“追赶”，但在战斗中，不必“越低越安静”地飞行。在“追赶”中大过载改出俯冲时，叶片击中了尾梁。因此，1980年8月，米-24袭击了车队后，中队长伊戈尔.科索沃伊(Kozovoy Igor/Игорь Козовой)少校和他的副官尤里.阿拉托尔采夫(Yuri Alatortsev/Юрий Алаторцев)带着被桨叶切伤的尾巴返回法扎巴德。这起事件造成了惨痛后果----经过维修并重新投入战斗后，科佐沃少校遭到DShK的攻击，尾桨脱落，受损的尾梁折断，直升机无法控制地坠落，整个机组全部阵亡。他在飞行学校里的同学兼米-8中队指挥官，苏联英雄维亚切斯拉夫.盖努季诺夫，也死在了前座的位置上。
1986年秋，262OVE中队的米-24V在潘杰希尔峡谷上空飞行。这架直升机搭载了2个B8V20火箭巢(发射S-8火箭弹)，AT-6发射筒上的黄色条纹代表高爆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