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生畏的米-24也让对手不敢小视。阿纳托利.沃尔科夫(Anatoly Volkov/Анатолий Волков)少校(沃尔科夫两次来阿富汗轮战，总计飞行900多个战斗小时，并4次被授予红旗勋章)于1983年5月在塔鲁坎附近用尽了所有弹药，一次又一次地模拟攻击，看到一台轰鸣的掠食机器躺在他们身上，杜什曼作鸟兽散，成功拯救了正在撤离“绿色地带”的机降部队。这种“心灵攻击大师”被称为“骄傲的猎鹰”，同时，飞行员被命令保留25%的弹药作为最后手段。
自1980年夏天以来，米-24机组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护航，护航占所有任务总数的15%至17%。第40集团军每天需要数百吨的燃料、食物和其它物资，这些车辆经常受到攻击。为了保护运输车队，他们得到了坦克和装甲运兵车的陪同，而且在卡马兹-4310卡车上安装了几乎能以90°角垂直射击的ZU-23-2双联装高射炮，并在道路沿线设置了许多岗哨。
保护直升机后半球的机枪支架，在米-24V上进行测试(机枪已拆除)，短舱左侧有一个巨大的舱门。
然而，空中掩护被证明更加有效。几支米-24小队在车队上轮班巡逻。以150至170千米/小时的速度跟随这条“长蛇”飞行，直升机飞行员于两侧扫视2至3千米的地形(敌人可能炮击的距离)，并沿行进路线在车队前方5至8千米处侦察。如果发现有埋伏，就试图从侧翼发起攻击，沿路散开，以免击中自己人。为了连续护送以15至20千米/小时的速度跋涉的车队，沿途设有加油换乘降落点。昆都士的米-24覆盖了从泰尔梅兹边境到萨朗山口的部分，在海拉尔顿、马扎里沙里夫、塔什库尔干和普勒胡姆里配备了补给设备。之后，由巴格拉姆、贾拉拉巴德、加兹尼和其它空军基地的机组将车队护送到阿富汗内地。然而，每年有数千辆汽车被击毁，而司机也成为了最危险的职业之一。1983年4月，在前往坎大哈的途中，180辆卡车和一个坦克营于多利河谷遭到多次伏击。路上被充满“幽灵”的树丛和山林包围，很快，20辆卡车和6辆装甲车被烧毁。随即赶来的280OVP团的米-24首次使用80mm S-8火箭弹，地面上的爆炸被误认为是非常精确且强大的火炮齐射。车队最终抵达了目的地，令直升机飞行员们长吁一口气的是：返回机场降落时油料几乎用光了。
随着经验的积累，直升机飞行员的战术也发生了变化。为了避开中午的高温，所有任务的3/4是在上午执行的。为了在户外抓住杜什曼，他们试图于日出时分出击，当虔诚的穆斯林聚集在一起祈祷时，对他们进行第一次打击。在小队中，战斗工作和任务得到了分配：一些机组用火箭弹和集束炸弹杀伤防空火力和人员，其他人用炸弹摧毁阵地和建筑物。一些“一百千克”级炸弹是用定时引信投下的，用于航空布雷，因此它们意外的爆炸，将阻止幸存者出来拆除瓦砾(然而，有些情况下，圣战者在那些受训人员的帮助下成功地拆除了这些炸弹，并把它们埋在道路上(反过来又把它们当作地雷)。最后一次空中突击于晚上进行，因为他们知道在伊斯兰教信仰里，死者要于日落前埋葬。
整个战争期间，边防军的米-24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停滞不前的战争迫使人们寻求政治解决办法。反对派利用喀布尔的弱势增加了压力，封锁了要塞，并从各省撤离了政府军。1987年的航空节，巴格拉姆发生了一场真正的战斗，导致10名直升机飞行员丧生。1988年4月，在这座空军基地的外围，一个“条约武装团伙”袭击了政府军的阵地。为了支援他们，必须把所有的飞机都派出去，“旋转木马”连续盘旋了两天，刚降落到停机坪就立刻装填弹药。有一个案例，伽兹尼的直升机飞行员发现守卫他们的阿富汗坦克调转炮口向他们开火，后来发现，他们是应“雇主”要求开炮的，每打一发炮弹都配发一定量的糖。
直接在跑道上发生的炮击和载具损毁要求苏军采取报复措施。到1987年，有25个营从事空军基地的保护工作，1984年开始的巡逻和空中掩护变成24小时不间断。直升机机组住在停机坪待命，有时在驾驶舱里互相替换。首要任务是保护安-12和伊尔-76运输机。每架飞机的护航都分配了一支米-24小队----在两侧发射红外干扰弹，另2架冲在前面或沿着运输机的两侧，拦截并寻找伏击者。掩护小队还可以由另一对来加强，从后面沿着整个航道发射ASO。在喀布尔，苏联民航的飞机继续飞行，仅是针对那些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飞机时，米-24才会挂载2个ASO-2V吊舱。被肩扛式地空导弹捕捉到之后，直升机飞行员受命直接向导弹飞去，凌空发射干扰弹，并将自己的一侧暴露在攻击之下(为此，他们用悲观的幽默称自己为“按命令行事的水手”)。如果没有直升机前来保护，民航机就不能获准起飞回国。
甚至联络机和搜救队也需要护航，1987年3月4日，2架米-8被派去营救2名跳伞的苏-22飞行员：结果，2名飞行员全部死亡，米-8在地面上被烧毁。
保护车队是米-24机组的日常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