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夏，暴动和骚乱已经随处可见，喀布尔本身的力量也无望去稳定局势。最大的一次是三月在赫拉特(Herat/Герата)驻军的起义，那里的苏联顾问被起义军杀死，成为战争开始前的第一批受害者。几乎每周都有人向长期的伙伴和盟友苏联发出呼吁，来提供武器与军队方面的紧急援助。阿富汗统治者为了“支持革命”，迫切需要至少两个苏联师、空降部队、特种部队旅、作战直升机、军事装备后勤人员、个人警卫营甚至苏联民兵部队的援助。除了装甲车、大炮和战斗直升机之外，在“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其它物品中，需求特别迫切的是“凝固汽油弹和燃烧弹”，以打击负隅顽抗的村庄。
当时的苏联政府没有勇气进行干涉，仅限于军事技术援助和武器，派遣顾问，训练阿富汗军队。然而，到了1979年秋天，寻求帮助的请求变得歇斯底里----在这个国家，与反对派团体和各地反叛部落的小规模冲突持续不断。
沿着阿富汗公路前进的苏军运输车队。
1979年12月23日，《真理报(Правде)》上出现了这样一条信息：“最近，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大众媒体，一直在故意散布一些蛊惑人心的谣言，说苏联‘干涉’阿富汗内政。据称事情发展到了苏联派出作战部队’进入阿富汗领土的地步。当然，这一切都是虚构的。”然而，总参谋部已经下达了出兵的命令。几天后，在同一份《真理报》的采访中，勃列日涅夫(Брежнев)解释说，需要“防止阿富汗转变为帝国主义在我们祖国南部边境的军事据点。”
克里姆林宫选择动用军事手段解决这一问题，同时受到多个原因的综合影响：希望通过扩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数量来改善有利于自己的地缘政治局势，以及在意识形态上坚信“革命进程”是正确的。苏联在军事、技术、经济和道德等方面持续参与了这场战争，这也发挥了它的作用。相信“唯一正确的学说”和武力的正义，促使苏联政府做出决定----“向阿富汗派遣有限的军事特遣队，以完成阿富汗政府要求的任务”。这些任务完全是为了帮助阿富汗“击退外来侵略。”一路上，先行出发的伞兵接到指示，要除掉喀布尔政府内那群疑似准备“把国家交给美国人”的恶棍。
苏军卡车兵的驾驶室里，贴着一张李小龙的海报。
派兵时，克里姆林宫并不想注意到阿富汗事实上已经陷入内战，苏联士兵和军官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这次行动本身，由于采取了大量的措施，似乎仅是一套动员措施和一支部队的调动，没有进行敌对行动的说法。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干预经验激发了人们对行动成功的信心。然而，这一次他们扮演了一个坏角色----军队发现自己处于一场冲突之中，外国军队的存在激化了目前主要针对苏联军队的反叛运动，而对当地的东方习俗和传统的无知只会让局势恶化，使敌人的力量倍增。
出兵后的1980年6月，苏共于下一次中央全会上宣布：“勇者，唯正义者，向阿富汗迈出唯一明智的一步，并得到了每一个苏联人的赞成。”克里姆林宫的战略家们没有想到另一种历史经验----那些没有在英阿三次战争中取得成功的经验，其结果于19世纪末被英国人费里尔(Ferrier)总结为：“一个碰巧到了阿富汗的外国人，如果他健康地、毫发无损地、头枕在肩上走出来，就是得到了天堂的特别保佑。”追随着他的脚步，第40集团军的士兵和军官们此时已经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