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空军的王牌

Ac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ir Force

侧视图集

纽波尔17“白T”,法国航空勤务队N37小队,法国卡希,1916年7月。N37小队的飞行员们把自己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用白色写在一个黑圆里,1916年7月10日,朱炳侯中士驾驶这架飞机击落了一架德机,地面观察员确认目标坠毁在德军战线后方,这被认为是中国飞行员的首次空战胜利。朱炳侯一共获得了3个战果----2架飞机和一个观察气球,一些人认为他还迫降了2架德机,所以可以算是一名王牌。

霍克III“IV-1”,4PG大队,杭州笕桥,1937年8月。中国空军的驱逐机全身涂有橄榄褐,国籍标识是蓝底白色12角太阳,分别被涂在上下主翼的左右两个位置上。尾舵是12条横杠,蓝白色各6条。机身侧面是巨大的白色编号,“IV-1”代表4PG大队1号机。1937年8月14日,大队长高志航在驾驶此机获得了中国空军在抗日战争里的首个空战战果,战绩是一架鹿屋航空队的G3M。同年9月19日,毛瀛初还驾驶这架飞机于南京上空击落了3架D1A1俯冲轰炸机。1938年1月4日,这架霍克III在汉口空战中被一架A5M击落。这张图片展现了原始的霍克III外貌,包括了完整的炸弹挂架、副油箱、导航灯。后来为了减轻重量,高志航在1937年10月建议把所有多余的设备全部拆除。

霍克III “2102”,4PG大队21PS中队,杭州笕桥,1937年8月。1937年8月14日这天,尽管天气很糟糕,但柳哲生还是最4PG大队的余部从周家口赶到笕桥,就在他们为飞机加油时,日机飞来了。柳哲生和王文骅、中队长李桂丹一同升空,他们于机场西面巡逻,正好撞见了从西侧接近的鹿屋航空队的3架G3M。柳哲生和队友们共同击落了第3小队的3号机。第二天,他又与队友共同击落了一架加贺号上的八九式舰攻,但这架飞机的油箱也被日机的还击火力击中,柳哲生不得不在乔司机场迫降。没过一会儿,第2架B2M就轰炸了这座机场。炸弹落下来的时候,他刚走下飞机。他立刻趴在平地上。幸运的是,他自己和这架飞机都没有受伤。

霍克III“2204”,4PG大队22PS中队,杭州笕桥,1937年8月。乐以琴是22FS中队的一名小队长,1937年8月15日,他驾驶这架飞机声称击落了4架加贺号上的B2M。乐以琴的这次任务细节在中国空军的官方记载中缺失,但是根据中队队友的口述,他在天上借助云层的掩护,打下了2架朝笕桥飞来的B2M。乐以琴继续追着日机向航母飞去,并于钱塘江上空干掉了另外2架。据悉,8月21日,他也是驾驶此机击落了矢野茂的E8N。1937年12月14日,这架霍克III被第13航空队的8架A5M围殴击落。当天,5FG大队向南昌派出了5架霍克III来迎接苏联志愿队的抵达。就在霍克III编队刚抵达南昌时,日本海航就对这里发动了空袭,所有5架战斗机全部紧急起飞----2支小队里每一名小队长的手下都是外籍志愿飞行员,高庆晨驾驶着2109号机、法国飞行员奥莫.普维尔(Omer Poiver)与澳大利亚飞行员罗伯特.怀特黑德(Robert Whitehead)分别驾驶2204和2205号机升空,所有3人全部被击落,高庆晨跳伞、普瓦夫尔阵亡、怀特黑德受伤。另一名小队长,驾驶2309号机的杨晴舫阵亡,驾驶2307号机的德裔美国人弗里茨.克罗伊茨堡(Fritz Kreuzberg)安全降落。

霍克III“2404”,5PG大队24PS中队,江苏扬州,1937年10月。1937年8月21日,木更津航空队于黄昏时分对扬州机场发动了空袭,这里是5PG大队的驻地。就在第5中队轰炸扬州的同时,第4中队对准了附近的浦口。袁葆康驾驶2404号机从扬州起飞,很快就追上了第4中队,并击落了编队里的3号机----1架九式中攻。10月初,2404号机减重了,航行灯、炸弹挂架、副油箱全部拆除。1937年10月12日早上,他作为一支四机编队的一员驾驶2404号机起飞,前去拦截2架来自神威号上的E8N水上侦察机。南部德盛驾驶的长机被击中起火,但他还是架机调头冲向袁葆康。2404号机撞上了这架E8N,左下主翼和部分上主翼被撞飞,尾部也受损。那架九五式水上侦察机拖着火焰坠毁,袁葆康迫降于江阴镇的郊区。

霍克III“2407”,5PG大队24PS中队,江苏扬州,1937年10月。抗日战争开始时,刘粹刚的指派座机是2401号机,但是姚杰驾驶这架飞机在1937年9月13日执行对地攻击任务时迫降受损。之后没多久4PG大队就被派往北边接收苏制战绩。而24PS和25PS中队被留下来保卫南京。由于手头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架霍克III,几名飞行员开始轮流驾驶不同的飞机。这架2407号机就成为了刘粹刚的座驾。此机在10月拆除了所有的多余物件,以减轻重量,12日,刘粹刚于南京中华门上空击落了1架第13航空队的A5M,下方的南京市民目睹了这场空战,显著地提升了国民士气。13天后,刘粹刚就因为一次飞行事故身亡了。

霍克II“2804”,5PG大队28PS中队,南京句容,1937年8月。在1937年8月15日和16日的南京空战中,陈瑞钿驾驶着这架落后的霍克II,帮助队友击落了一架G3M并击伤了另外2架。虽然他记不得当时飞过那架霍克II的编号,但他有一次提过那架飞机应该是2804号机。8月16日,陈瑞钿于句容上空驾驶这架飞机作战时被日本人的还击火力集中,他在嘉兴迫降。陈瑞钿一路艰难地追着那架G3M飞到太湖上空,就呆在那架轰炸机的正后方,成为了机枪手绝好的靶子。后来,陈瑞钿要求中国空军的武器顾问塞贝.史密斯给他的飞机换装一挺12.7mm机枪。最后机枪是装上去了,陈瑞钿却被派往韶关测试新组装的霍克III。这架换枪的霍克II随28PS中队前往太原,也是10月1日汉口空战中幸存下来的几架霍克II之一。当天晚上响起了空袭警报,临时组建的34PS中队----主要都是航校的毕业生----驾驶每一架能用的霍克II升空,其中一人用这架换枪的霍克II干掉了一架双发轰炸机,糟糕的是,那是前广东空军的He111A,现在隶属于中国空军19BS中队。轰炸机上幸存的机组大发雷霆,威胁要毙了这名飞行员。一开始,他们拒绝接受这名新手----彭州的任何解释,但是,后来对飞机的检查显示只有2804号机开火了。彭州也是广东人,也让轰炸机机组们认为这是中央空军故意挑拨离间。然而,彭州还是坐了一会牢,但他的生涯就这么毁了,他后来投靠了汪精卫的伪政府,战争结束后被国民政府枪毙。

波音281“1701”,3PG大队17PS中队,南京句容,1937年8月。1937年8月16日,黄泮扬驾驶这架飞机参加了句容空战,这种波音战斗机的发动机快速启动能力使得黄泮扬可以在鹿屋航空队本部小队的轰炸机抵达南京上空时立刻升空。数分钟后,黄泮扬就击落了新田慎一少佐驾驶的带队长机,并击伤了2号机。接下来他攻击了第1小队,冲到2号机下方并拉起来开火。这架G3M拖着火焰坠毁在句容以南,挂架上的2枚550磅炸弹殉爆。此机于1937年9月19日在南京上空被击落,飞行员刘兰清成功跳伞,但是在降落过程中遭到3架E8N的围攻,中弹阵亡。

波音281“1703”,3PG大队17PS中队,南京句容,1937年8月。1937年8月15日,黄新瑞驾驶这架飞机打下了木更津航空队第3中队的第4架G4M,这是在南京上空被击落了第1架日机。然而,第二天,他错过了击落另一架日机的机会,因为蓄电池的缘故,飞机的机枪没有响。他追着一架一瘸一拐的G3M从句容一直飞到苏州。9月19日,黄新瑞去帮助被击落的僚机飞行员刘兰清,但后者还是阵亡了。一架第13航空队的A5M从左边开火并击中了这架波音战斗机,黄新瑞的左手受伤,飞机失控,最后不得不跳伞。

波音281“1706”,3PG大队17PS中队,南京句容,1937年9月。1701号机报销后,这架1706号机就成为了黄泮扬在南京保卫战中的指派座机,但是于9月19日在南京上空由另一名飞行员驾驶时被击落。1937年10月12日,还是在南京上空,黄泮扬被被第13航空队的A5M突击了,但他打下了其中一架。1706号机撑过了南京保卫战,于10月29日随17PS中队的飞行员和地勤一起撤往汉口,之后被并入5PG大队。该大队完成补充并换装苏制战斗机时,黄泮扬继续保留着这架飞机。12月3日,他驾驶1706号机从汉口飞往南京,然后改去驾驶那架霍克75展示机到上海执行侦察任务。结束后,他又驾驶1706号机回到汉口,这架飞机也因为缺少零配件而留在了汉口。

CR.32“806”,3PG大队8PS中队,江苏南京,1937年9月。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期间,岑泽鎏经常驾驶这架少见的菲亚特战斗机,806号机是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空军装备的5架预生产型CR.32之一。8月15日,他和他的长机刘炽微(驾驶808号机)于南京上空重创了木更津航空队第5中队吉田和雄大尉驾驶的九式中攻,后者成功借助一台发动机撑回济州岛。这场空战中有2架CR.32被击伤,此后就没有再参加过战斗。9月19日,剩下的3架CR.32有2架被击落,飞行员刘炽微和蔡志昌阵亡。806号机于10月29日撤往汉口,继续留在一线作战,直到1938年1月退役。CR.32在天上非常敏捷,使得这种飞机很受经验丰富的中国飞行员欢迎,即便面对数量众多的敌机也能够应付,也许就是因此而延长了806号机的服役期。1月4日,周庭芳在汉口上空驾驶此机完成了最后一次任务,他遭遇了3架A5M,最后借助着云层的掩护而逃脱。这架飞机在广东-广西危机期间刷上了机身白色识别条,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擦除。

中岛九一式战斗机“288”,广西空军第1训练中队,广西南宁,1936年。这架九一式战斗机在机身上涂有代表广西空军的三角标识,并在尾舵上刷有8条蓝/白横杠----中央空军是12条。此机隶属于第1训练中队,可能由广西空军唯一的王牌朱嘉勋驾驶,288号机交付时保留了日本陆航的原始编号,广西空军保留了青天白日国籍标识,但是尾舵的12条蓝/白横杠变成了8条。在1936年与中央政府冲突期间,广西空军用机身上的黑色三角进行敌我识别,并入中央空军后,广西空军的飞机重新刷上标准的橄榄褐伪装色和巨大的白色编号。抗日战争爆发后,剩下3架九一式战斗机的编号分别是505、506、507。

И-16 5型“82”,苏联志愿驱逐机大队,湖北汉口,1938年1月。当罗英德在苏联志愿驱逐机大队担任联络官时,他驾驶这架飞机于1938年1月7日在南昌上空击落日本海航第12航空队的小队长潮田良平。在罗英德发表于中国空军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里,他附上了一张看起来是布拉戈维申斯基大队的И-16,飞机的涂装如同所示----上方深绿、下方浅蓝,机鼻是黑色的。罗英德告诉作者这次任务里驾驶的是82号机。是布拉戈维申斯基下令在机身刷上巨大的白色编号,便于在空中识别----讽刺的是,中国空军这时正好改用更小、更不显眼的编号。

И-16 5型“2105/P-5360”,4PG大队21PS中队,湖北汉口,1938年1月。1938年的汉口保卫战期间,这架飞机是柳哲生的指派座机。近距离拍摄的照片显示这架飞机刷上了更小的“2105”编号,生产编号P-5630也刷在了垂尾上。机鼻是绿色而非黑色的----俄国方面的材料指出这些莫斯科39厂生产的И-16在兰州把黑色的整流罩重新刷成了绿色的。1938年,柳哲生于汉口上空击落了1架日机并获得了2个分享战果,全部都是优秀的A5M。

角斗士I“2909”,5PG大队29PS中队,广东南雄,1938年6月。从1938年初起,这架角斗士由广州天河机场的5PG大队使用。英国人刚交付这批战斗机时,机身的侧面刷上了巨大的白色编号。1938年2月24日的南雄空战中,此机被一架E7N投下的炸弹炸伤。修好后,5PG大队的大队长黄泮扬于1938年6月16日在南雄上空驾驶2909号机凌空打爆了一架高雄航空队的G3M。爆炸的的冲击毁掉了那架长机,还击伤了2架僚机,其中一架被陈瑞钿结果了。

角斗士I“2809”,5PS大队28PS中队,湖北汉口,1938年8月。1938年8月3日,陈瑞田驾驶这架飞机在汉口上空撞击了一架第15航空队的A5M。到了1938年末,中国空军所有剩下的角斗士都把编号换成了更小的并刷在垂尾上。此机也许同样是陈瑞钿于1938年6月16日在南雄上空击落2架G3M时的座机,可官方的记录显示他的座机是2808号机。由于比利时生产的子弹,导致中国空军的角斗士起初经常遇到机枪卡膛的事情,之后陈瑞钿又遇到了一次严重的弹药问题(应该是2809号机)。在衡阳的一个炎热的夏天,陈瑞钿的角斗士停在一片空地上,他注意到有烟从机枪舱内冒出来,里面装填了曳光弹,有的时候,这些白磷会漏出来自燃。地勤们的快速反应避免了这架飞机被烧成灰烬,然而,还是有几发子弹被打出来,幸好没人受伤。

角斗士I“3201”,3PG大队32PS中队,广东南雄,1938年8月。1938年8月30日,朱嘉勋驾驶此机击落了2架加贺号上的A5M,32PS中队在1938年用角斗士换掉了陈旧的九一式战斗机,成为了中国空军第3支也是最后一支装备角斗士的中队。8月30日的这次空战过后,有3架角斗士因为油料耗尽而迫降受损,其中也包括了朱嘉勋驾驶的那架。由于没有补充机体,日军的封锁导致零配件供应不足,到了1939年中,中国空军仅剩下了3架可用的角斗士----全部由32PS中队使用。虽然这些战斗机都在1939年12月27日的昆仑关战役中损失掉了,但中国空军的记录显示至1941年还有一架角斗士在服役。

И-152“P-3904”,苏联志愿驱逐机大队39PS中队,江西南昌,1938年4月。在中国空军的记录里,关苏联志愿驱逐机大队的作战单位描述很少,一般都指代为“俄国驱逐机大队”或“俄国轰炸机大队”。然而,苏联解体后,来自俄罗斯方面的资料则填补了一些空白。这架飞机由西班牙内战的老鸟,7架战绩的王牌安东.古本科驾驶,飞机上刷有3904的编号。按照中国空军的习惯,中队编号后面是飞机编号。中国空军的编号最高是35XX,另有一支法国志愿中队的编号是41XX,很明显,36XX至40XX是苏联志愿中队的编号,而38XX至40XX是“俄国驱逐机中队”的编号。

И-152“P-7188”,5PG大队17PS中队,甘肃兰州,1939年夏。作为一名中队长,岑泽鎏有自己的指派座机----可能是P-1701号机。遗憾的是,目前没有关于这架飞机的照片留下来,因此P-7188号机作为该中队在这一时期的装备代表,飞机的发动机整流罩下方涂有浅蓝色,上面的汉字“暹罗”代表这架飞机由泰国华侨捐资购买。

И-152“2019/P-7163”,4PG大队21PS中队,四川广阳坝,1939年7月。1939年夏的重庆保卫战期间,这架飞机是柳哲生的指派座机。机鼻上的汉字“檀香山华侨”代表此机由夏威夷的华侨捐资购买,注意起落架的整流罩已经被拆除,防止在泥地上起降时卷入泥土。1939年5月至7月间,柳哲生在此机上获得了数个战果。1939年9月1日/2日夜,这架飞机在一次夜间空袭中被炸毁。晚上22:15,柳哲生的僚机李树广驾驶这架И-152升空,但接到命令要求于23:45回到广阳坝机场加油。20分钟后,他受命拦截正在接近中的日本轰炸机,但是飞机发动机却无法启动,最后被炸毁在地面上。

D.510“P-5921”,5PG大队17PS中队,云南昆明,1939年11月。1939年11月4日,岑泽鎏驾驶这架飞机在成都上空击落了第13航空队队长奥田喜久司的座机。P-5921号机同样被日机的还击火力集中,不得不迫降。17PS中队的D.510来自于41PS中队,原本由法国志愿飞行员驾驶。41PS中队在1938年中解散后,这些D.510被拿到中央航校当做高级教练机。这时,航校已经被转移到偏远的昆明。在航校的时候,这些飞机保留了41XX的编号,由学员驾驶参加了一些战斗。1938年9月,日本海航对昆明发动空袭,在这些实战里,飞行员们发现战斗机上的西班牙H404航炮容易在俯冲射击时卡膛,弹夹的垂直弹簧弹力不够强,无法克服负过载来把炮弹推入炮膛。当17PS中队接收了P-5921号机后,飞机的编号被盖掉了,也有记录说改为了17XX的中队编号。

P-43A“2401/P-12083”,4PG大队24PS中队,湖北恩施,1942年10月。1942年10月在南城附近,周志开驾驶此机击落了一架高空飞行的キ-43-丙百式司侦。这是中国空军在P-43A上的首个可确认的战果。在P-38闪电抵达前,安装涡轮增压器的P-43A是盟军在中国唯一能追上日本高空侦察机的战斗机。交付的时候,P-43保留了美国陆航原本的颜色,只是换上了中国空军的涂装,其中包括了主翼上的国籍标识、机身上的战术编号、垂尾上的美国陆航编号,有照片显示一些中国空军的P-43A没有给尾舵涂上蓝白相间的条纹。

P-43A“2101/P-12012”,4PG大队21PS中队,湖北恩施,1943年末。在常德保卫战期间,高又新驾驶此机参与了大量的战斗,由于现有的资料不是很完整,我们只能找到这架飞机侧面的战术编号是2101----中队长座机的飞机编号一般是XX01。在交付中国空军的首批P-40E中,P-11001至P-11007被指派给4PG大队本部(编号“IV-1”至“IV-7”),P-11012是22PS中队的2201号机。7架美国陆航的P-43在1942年被转交给中国空军,基于P-40E上的编号系统,P-43A P-12012可能就是2101号机。1942年起交付给中国空军的125架P-43A中,绝大多数的油箱都会漏油,泄露的油料会渗入涡轮增压器炙热的管子里,通常会引发灾难性的火灾。确实,4FG大队长郑少愚就因为试飞时发生这样的一起事故而身亡。P-43A在中国空军里的名声很烂,漏油的问题在战地机场被修复,但没有被完全解决,但高又新和周志开的战绩给中国飞行员带来了一丝宽慰。

P-40K“2304/P-11029”,4PG大队23PS中队,四川梁山,1943年5月。1943年5月31日,在轰炸荆门机场的行动中,臧锡兰驾驶此机击落了23FG大队约翰.艾利逊中校身后的一架キ-44,为此,他被授予美国银星勋章。4PG大队接收的第一批P-40全部都是这样的涂装----上方是美国陆航的橄榄褐,下方是浅灰色,除了主翼上的国籍标识、变小的战术编号和垂尾上的美国陆航编号以外没有任何标志。1943年中,23FS的P-40没有一架把尾舵涂上蓝白相间的条纹,这段时期的个人涂装也未知,确实,这么做会被认为是“破坏政府财产”。

P-40N“665/P-11156”,3PG大队7PS中队,陕西安康,1944年5月。中美空军混合联队鼓励给飞机涂上鲨鱼嘴这样的涂装,中国飞行员也被允许给飞机刷上个人涂装,但是至今没有665号机的照片或描述存留。1944年5月11日,谭鲲驾驶此机获得了2个战果。在663号机受损后,王光复也驾驶665号机执行过一些任务。

P-40N“663/P-11151”,3PG大队7PS中队,陕西安康,1944年5月。给飞机机鼻刷上名字的举动是由3FG大队7FS中队的中队长徐吉骧发起的,他也驾驶过这架飞机,机鼻上的汉字是“太公令”,意识是中国神话中太公向其它诸神下达的命令。一开始,很多人认为字体的颜色是白色的,但后来才发现应该是黄色的,同时机身和垂尾上的字体是白色的。

P-40N“751”,5PG大队29PS中队,湖南芷江,1945年1月。此机是乔无遏的座机,但偶尔也由冷培树驾驶,这也是该中队在1945年初的代表性涂装,飞机的机鼻上都写有汉字。751号机是“太岁”,另一架P-40N是“天马”。乔无遏回忆道飞机的蒙皮被精心地打磨和抛光过,以便降低飞行阻力。1945年1月21日,751号机在准备轰炸衡阳附近的日军地面目标时被突击,他躲过了2次攻击,但却没能逃过第三次,最后下颚受伤。乔无遏在日军战线后方跳伞。幸运的是,他被中美联合搜救队发现,被带去见一名美国海军的医生并接受治疗。3周后,他伤愈回到芷江机场。

P-51D“756”,5PG大队29PS中队,湖南芷江,1945年6月。1945年6月26日,756号机在扫射岳阳附近的日军地面目标时被地面火力击落,冷培树被迫于日军战线后方跳伞,然而,他在当地一座农舍里躲避了抓捕,第二个月回到了芷江。为了报复,日本人抓捕并枪杀了农舍里帮助冷培树逃跑的老太太。在坠毁前,冷培树的野马没有任何特殊的涂装。战争结束的时候,5FG大队的野马都涂有鲨鱼嘴和大队标识----座舱下方被“5”围绕的一把战斧。

F-84G 51-16657/F-84130,1FG大队1FS中队,台湾台南,1955年。这架飞机垂尾上的涂装是1FS中队的标识,居然像一面挪威国旗!中队里以此传说以此来向一战王牌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致敬。1954年,当1FW联队换装F-84G的时候,臧锡兰是当时的联队长,一开始,中国国民党空军的F-84保留了美国空军的战术编号,但很快就换成了中国空军传统的3位数编号。到了1955年7月4日,当1FS中队的F-84G和共产党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的米格-15比斯在马祖上空交战时,绝大多数1FW联队的飞机都换上了中国国民党空军的编号。这架飞机在亢山航校前陈列了很久。根据来自中国大陆方面的资料显示,这些米格-15比斯隶属空4师10团。

F-86F 52-4814/F-86359,2FW联队11FG大队,台湾新竹,1958年9月。中国国民党空军所有F-86F都是美国空军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从一线换下来的二手货,抵达台湾时,所有飞机都安装了6-3主翼和前缘缝翼。1958年9月24日首次使用响尾蛇导弹的那场空战中,冷培树的座机就是这架飞机,他拒绝了驾驶响尾蛇导弹载机的请求,而是作为整个任务的指挥官,这样就可以在后方坐镇。

P-40E“2301/P-11012”,4PG大队23PS中队,四川梁山,1943年6月。1943年6月6日,第90战队的キ-48在梁山机场上空正好碰到4FG大队的战斗机刚刚降落,11架P-40在地面上被炸毁(中国空军10架,美国陆航1架),周志开是唯一升空的飞行员。目前还不清楚他当时驾驶的是否就是2301号机,因为一些资料显示他驾驶的是一架带鲨鱼嘴的P-40W。这次,他击落了2架キ-48并重创了第三架,导致后者在迫降时坠毁。周志开也因此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