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早就组成了分遣队，并被整合进CVW-15联队，在内华达的法龙(Fallon)工作。伙计！那里很冷的！足够有趣的是，胶卷就是在法龙进行处理加工的，和战争结束后所有的胶卷生产都转移至旧金山完全不一样，这时我才知道和相片室里的工作人员保持良好关系是多么重要。你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合成或者是毁掉它，你要自己成为胶卷，但是要开明、人性化，如果你把胶卷弄砸了，整个任务就白费了----飞行员们不顾一切冒着生命危险所获得的。”
莫蒂梅尔参与了一段的紧张战斗，学习他的工作，和中队的许多其它独立的人员一起工作。他也在失去了他的分遣队队长后经历一段混乱时期：
富兰克林.罗斯福号航母和它的舰载机联队，这是三艘中途岛级“战役航母”之一，这也是中途岛级退役的第一艘，1974年第一次搭载陆战队的AV-8A部署后便被除役，它的姐妹舰中途岛号和珊瑚海号又继续服役了15年，并搭载F/A-18C参与了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
“吉姆.维塞留斯(Jim Vescelius)少校成为了我们的分遣队队长，起初，他在我们的指挥官队伍里排第二，罗恩.索尼克森(Ron Sonniksen)少校才是我们的头，但是奥里斯卡尼号上的分遣队队长出问题了，所以索尼克森就到了那条航母上接过了指挥权。
“我们决定吧职权划开来，分为白天和夜间的领导，被送进来的照片实在是太多了。自然的，作为一名初级军官，我就成为了夜间的领导，我看着那些胶卷并写了大量的报告。
“我们有3名照片解读员----一名2级小官、一名3级小官以及一名冲洗员，后者是一名独立的非定数量内的‘学徒’照片解读员。我们有5名飞行员，高级照片情报官和攻击作战部一起工作，他将决定联队应该去轰炸哪个目标，他同样也负责转发每天的消息。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照片情报官在第二天的飞行计划出台时把目标指派给飞行员，然后，我们就会和飞行员一起工作，向他们介绍任务的要求以及敌人的防御。我们得搜索目标，试着找出之前的照片，因此他们可以知道它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我们的飞行员同样也得听取舰上航空情报官对全联队做的简报。
左图：1969年的米拉马海军航空站，一名VFP-63中队的照相官也许正在给这架RF-8G安装照相机，相机维护官是维护相机的“机械师”，如果不是他们的技术和知识，整个战争期间紧张的照相任务就无法维持下去。右图：一次任务结束后，在无畏号的甲板上，相机维护官正在将相机从一架RF-8上拆下。
“一个显著的区别是联队其它的飞行员向舰上的航空情报官做汇报，而我们的飞行员只向我们做汇报。做汇报也是件棘手的事，因为一些飞行员主观上就看扁了这些可怜的航空情报官，他们试着从飞行员那里冒着生命危险获得来的信息，而他们自己却安全的呆在船里。但也只是少数现象。
“我们的侦察机飞行员和我们谈话是总是焦急的，然而，他们知道我们需要看他们的照片来获取信息。侦察机飞行员比起其他的联队飞行员来说更加复杂，因为侦察机飞行员是编队长机，即便他只是名初级军官----初级的----和他的护航机相比起来，即便护航飞行员也许是中队的‘老大’，RF-8座舱里的菜鸟还是领队，一些时候还会引起摩擦。
“我们查看了任务完成之后的轰炸损失评估(Bomb Damage Assessment：简称DBA)照片，判断接下来是否需要再进行一次空袭。联队的飞机先轰炸目标，然后我们的飞机再来拍照。这是我们告诉他们别去做的事情，因为北越人知道我们无武装的侦察机将会独自笔直地飞过来，而且他们将把他炸飞。但他们就是这么做的，这就是我们的领队维塞留斯在1967年9月21日在海防上空被高射炮击落的原因(在RF-8G 144623里)。我们需要立刻进行轰炸效果评估，就在完成轰炸之后，被发现爆炸了，而他飞得太低以至于不能找到很好的掩护，他打破了3500英尺最低高度的限制。
“当我们进港后，我们接来了另一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安德烈.柯尔特林(Andre Coltrin)，作为我们的分遣队领队，来完成我们第一次剩下的部署时间。后来，在第二次部署的时候比尔.罗森(Bill Rossen)少校成为了我们的领队，他是你想见到最优秀的人之一。”
左图：一名照相维护官正在将一台倾斜照相机装上一架RF-8，照片中展现了大型相机的管线和固定装置，这样使得相机可以经受得起弹射时的冲击和130英里/小时的着舰冲击。右图：另一张照片展示了相机维护官在工作中，这一次在检查的是相机的动力装置，水平方向指示器上方的警告装置意味着飞机上的零-零弹射座椅已经被安装上。
致命的天空
从1964年末的第一次滚筒行动开始，RF-8飞行员就面对着和TF77特混舰队在一起展开的危险旅程，在他于1967年来到珊瑚海号上之前就已经随奥里斯卡尼号上的特遣队经历过了战火。VF-111中队的迪克.沙弗雷特(Dick Schaffert)回忆道这名侦察机飞行员，他“追着安德烈穿过清化大桥和海防市区不知道有多少次了。”
1966年8月17日，柯尔特林在100英尺高度以675节的速度穿过北江上的Thuong河堤坝。到了战争后期，侦察飞行任务被严格限制在3500英尺以上，以防止飞机被地面的小口径武器防空火力击落，但不是现在。柯尔特林希望在这个高度能够躲开敌人的雷达搜索。他的RF-8G 146871飞得实在太热太僵硬了。
柯尔特林的任务是对白马机场附近的油料设施经行拍照，空军的交换飞行员威尔.阿伯特(Wil Abbott)驾驶一架VF-111中队的F-8C为其护航----阿伯特在9月被击落，他的飞机成为被北越米格机击落的3架十字军战士之一。接下来当了6年半的战俘，直到1973年被释放。
左图：在飞行资格训练期间，安德烈.柯尔特林在米拉马的一架RF-8G上，他头上巨大的白色头盔上有一个双重旋钮，可以将两种不同的护镜打下----白色或者墨镜。注意座舱盖下绑上的布条，这可以防止座舱盖因为被风吹下而合拢，飞行员同样可以拉下布条来关上座舱盖。右图：1967年这张白马机场外围的照片清晰的展现了机场周围的飞机掩体，这张照片很可能是一名F-4机组用随身携带的相机拍摄的，因为RF-8很少飞到距离中国边境很近的白马机场。
完成了拍照后柯尔特林往北转向北江，而阿伯特紧跟在他后面。这名飞行员看见了一座用来检查航线的1200英尺高的山峰。突然，这架RF-8震了一下，它被高射炮弹击中了。天上到处都是白色和黑色的烟团，里面还有红色的火芯。在这样的高度，击落他不用花多大的精力，他飞得实在太低，后来查看了他任务里的胶卷后，他可以在河内外围拍下的照片里看见河内郊区的晾衣绳和上面的衣服。
“山上覆盖的积雪我看起来像是37mm高射炮弹的烟雾，我感觉到整个越南的高炮和导弹阵地都发现我们了。”
挣扎着试图保持控制，柯尔特林看着那块巨大的圆形取景器从仪表板上掉下来，而且他的液压和油压都开始持续降低。他向阿伯特呼入：
“嘿，我被击中了，我们最好离开这里，我的液压油的燃油都在泄露。”
1966年7月20日RF-8G 146897在南越上空执行低空任务，照片拍摄时这架飞机隶属奥里斯卡尼号上VFP-63中队的G分遣队，山脊上被云层笼罩----在南中国海沿岸经常出现的情况。
阿伯特回复道：“你能告诉我这只是仪表的异常现象么？”
“我们几秒钟后就知道的。”柯尔特林回复道。
回到安全高度后，他检查了油料，但是被击伤的飞机依旧在飞。呼吸稍微轻松点，两人开始向锦普外的一座小岛上飞去----这次任务的结束点。但是柯尔特林在想，他是否有足够的油料回到奥里斯卡尼号上？
1966年奥里斯卡尼号上VFP-63中队G分遣队的队员们，他们穿着战前的橙色飞行服，左数第二位安德烈.柯尔特林，右数第二是分遣队队长汤姆.图克尔。中间是中队的照片情报官穿着海军的蓝色制服。
一名在天上盘旋的A-4伙伴加油机飞行员听见了这两名十字军战士飞行员的对话，并且询问是否能够与他们汇合，他将前来给他们加油。经过了一段紧张的时间，柯尔特林看见了那架A-4，下面挂载了一个伙伴加油吊舱，他试了几次，肾上腺素分泌加快，但是柯尔特林还是套上了加油套篮，获得了足够返回航母的油料。但他的问题也开始更加严重了，他的航速仪表坏了，无法和A-4的航速保持一致，他不得不依靠A-4的飞行员在无线电里告诉他。
飞行结束后的检查发现这架RF-8被几枚弹片击中，其中一块巨大的弹片距离他的主混合油箱仅几英寸。柯尔特林因为此飞行而获得他服役生涯中3枚优异飞行十字勋章中的第一枚。
越战早期的RF-8照片相当稀少，照片摄于1963年8月，VFP-63中队驻星座号F分遣队的RF-8A 146855正在接受一架VA-146中队的A-4C的伙伴加油----距离第一架RF-8A的战损不到一年，这架飞机改装成G型并在越战中幸存下来，也是海军损失的最后一架十字军战士。1985年3月11日，这架飞机从米拉马起飞后不久失去动力坠毁，飞行员大卫.斯强(David Strong，VFP-206副中队长)被迫跳伞。
RF-8A 146855(PP908)，VFP-63中队F分遣队，星座号，1964年。这架飞机在1964年8月至11月间从星座号上起飞执行了许多次侦察任务，升级成G型后，此机也成为了美国海军损失的最后一架十字军战士，VFP-206副中队长大卫.斯强在1985年3月11日驾驶此机在从米拉马起飞，斯强在起飞后听见了一声爆炸，然后飞机立刻失去了动力，加力燃烧室也不响应。他试着尽可能长时间地控制住这架飞机，然后在距离地面仅25英尺高处跳伞----尽管在弹射座椅的安全范围外，但他还是活了下来。他此后因为这次坚持将飞机飞离人口稠密区而跳伞的举动让他荣获优异飞行十字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