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卡AD尾码的F-4C很快就机动到攻击位置，一枚AIM-9B从一架米格-21身后4000尺处被发射出去。目标正前方的天空非常清爽，而且导弹的发射轴与目标的飞行路线几乎平行。导弹就像教课书上写的那样直接飞出去，把这架米格-21的尾巴炸飞。然后它进入螺旋向下方坠落，“Speedo 01”和“02”看见这架米格机坠毁在地面并最终确认了这个战果(未来的北越王牌武玉庭再次安全弹射)。
F-4C-23-MC 64-0748目前陈列于堪萨斯州的小石城(little rock)空军基地，座舱下的红五星代表罗伯特.詹卡(Robert Janca)和威廉.罗伯茨(William Roberts)在1967年5月20日击落的一架米格-17。
与此同时，“Eglin”小队剩下的飞机正在追赶另外两架米格-21，但是鲍勃.泰图斯和米兰.季莫不得不放弃追击。“当我听见僚机斯图.鲍温(Stu Bowen)叫道脱离时我不得不把他们放走。”泰图斯继续道。然而他们很快在攻击编队附近发现了第三架米格机。用雷达锁定目标后“Eglin 03”发射了3枚AIM-7，第三枚导弹插入米格-21的右侧爆炸。之后看见了飞行员的降落伞和飞机一起往下坠落(北越飞行员严庭孝弹射后重伤不治)。
不像8TFW联队一样每次战斗中都打出一堆AIM-7，泰图斯回忆道366TFW联队没有这样的规定：
“我们没有对导弹的发射作出什么样的规定，每次空战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也没有理由要去将其细节化。我们干掉了这架米格-21后又转向第三架米格机，但是由于要掩护鲍温，我们不得不放跑它，因为鲍温所剩的油料不多了。如果不是加油机冒险北上前来支援，鲍温估计就要在老挝上空跳伞了。”
在8TFW联队当天获得的四个战果中，两个划在罗宾.奥尔兹上校的帐下，使他成为滚雷行动期间战绩最高的飞行员。乌汶(Ubon)联队派出了两支空战战斗空中巡逻编队，其中菲尔.康比斯(Phil Combies)少校率领的“Ballot”小队与第二支F-105编队并肩飞行，奥尔兹率领的“Tampa”小队位于最后一支F-105编队右侧2英里的上方。
两个米格杀手的尾巴。1967年4月26日，摩尔少校和西尔斯中尉驾驶F-4C 64-0797/AH击落了一架米格-21，而64-0777/AS号机是鲍勃.泰图斯上校和米兰.季默中尉在1967年5月20日干掉米格-21时的座机。中队中每架飞机的单独的尾部代码意味着通常“最后三位”大写的序列号是不必要的。366TFW的方向舵条纹于1967年初引入，并一直用到1969年，而8TFW联队则在换装F-4D后停止使用。
两支鬼怪II编队在北部湾上空以480节速度飞行时均抛弃了副油箱。接近白马(Kep)机场时，他们接到了米格机出现的警报，两支F-4编队均于北黎上空15英里处发现了目标。接下来是一场大规模空战，14架米格-17与8架F-4发生遭遇，同时雷公继续向目标飞去。紧张的6分钟空战过后，又有4架米格-17击落。
"车轮"战术
鲍勃.帕多(Bob Pardo)少校和史蒂夫.韦恩是“Tampa 03”，他们发现一个大概有14架米格-17组成的“车轮”编队出现在海防北边的山区上。北越飞行员知道美国的空对空导弹在低空不怎么管用，就像鲍勃.帕多解释道的那样：
“地面反射的杂波导致雷达很难锁定目标，而且无法提供很好的雷达波速来引导AIM-7飞行，只有平缓的反射面才能让雷达精确的锁定目标。对于AIM-9来说也一样----越靠近地面，扰乱引导头的热源就越多。”
在海平面上，AIM-7E的最大射程从6000英尺(高度10000英尺)降到4000英尺，雷达引导的发射角也从40°降至30°。
尾舵的整体红/白条纹方涂装是389TFS中队长罗伯特.泰图斯中校用于识别F-4单机的创新发明。当机组人员试图在战斗中互相传递警告，或者试图保持加油机的正确加油顺序时，最初的简朴伪装会在空中造成混乱。引入了中队尾码后，F-4C 64-0748上的条纹范围也缩小了。
米格“车轮”(苏联空军的基本战术)被部署在许多F-105的必经之路上，而且北越空军的飞机将爬升到他们上方发起攻击，然后再回到“车轮”防御队形中。这些米格机会在环形的飞行线路内留下一些间隔，以此来把F-4拖入盘旋空战。任何一架闯入“圆环”中的F-4都会遭到身后或者对面飞来米格机的攻击。
米格机在低空的主要目的就是利用相对于清澈天空的复杂地形来妨碍F-4成功发射导弹，而这些飞机短射程的航炮将会找到它们的用武之地。史蒂夫.韦恩回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