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艇F-4
滚雷行动在北越困难的条件下表明，许多情况中，导弹都是一种不确定的射杀手段。当时，美国空军飞机上的IFF敌我识别装置可靠性很差，通常都需要通过肉眼识别目标，以此来避免击落友机，这样也就抵消了AIM-7原本所拥有的超视距优势。飞行员经常在尽可能近的距离处发射导弹，以保证系统正常工作。整个战争期间，美国空军一共发射了612枚AIM-7，56枚命中目标并将其击落。AIM-9则要好很多，发射出去的454枚中有81枚命中目标并将其击落----成功率18%。
F-4E-35-MC 67-0301是最早抵达越南战区的F-4E之一，自1969年开始服役，但直到1972年10月5日才获得战果，照片中飞机下携带了AGM-12小斗犬空对地导弹和75磅的M117炸弹。
许多F-4飞行员认为由于没有航炮，他们在战斗中白白浪费了击落对手的机会，从1961年起，麦道就想办法往F-4上装上一门炮，但直到越南战争爆发才想到往飞机里面安装。F-4D相比起F-4C而言拥有了更好的轰炸能力以及一台更加出色的瞄准具。1963年10月，战术空军司令部要求一款更新的、带有一门航炮以及其它几个方面都得到了改进的型号。结果就是F-4E，并计划安装一台休斯的多普勒相干接收(Coherent On-receive Doppler System)雷达。
这种雷达对于当时的技术而言太复杂，结果延迟到1968年1月才完成。西屋的AN/APQ-120火控雷达系统于1967年12月通过验收，当时已经有30架E型机体交付，固态电子设备和一个更小的椭圆形雷达天线使该系统及其AN/APQ-109雷达能够安装在新的尖鼻子上。
此外的改进就是使用了J型的前缘缝翼，增加推力的J79-GE-17发动机，为了配平而加长的机鼻，后机身上方又增加了一个104加仑的机内油箱，美国空军总共订购了993架F-4E，使其成为全球最大的鬼怪II用户。
获得的部分经验
滚雷结束后和再次决定轰炸北越的这4年间，美国空军有许多机会来将前5年学到的东西付诸于实践，F-4E就是其中之一。而它安装的这门炮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并不占主导因素----F-4E在越战中的23个战果里只有7个是用航炮获得的。此外，APX-80战斗树敌我识别器也同样升级了，使得F-4D的机组能够尽可能远地识别目标，并以超视距模式发射AIM-7。
1968至71年间，越南战区的美国空军战机开始画上个性的机鼻彩绘，但是很快在1972年就全部被擦除。照片中的这架F-4E-35-MC 67-0309的座舱盖下写着埃里克森(Erikson)中校和威廉姆斯(Williams)中尉的名字，虽然进气道隔板上涂有一颗红五星，但这支机组和这架飞机都未取得过任何空战战果，这也许是非正式(没有被官方认可的)战果或者是之前驾驶它的机组所留下的(从另一架飞机上获得后带回来的)。飞机的内侧挂架看起来像是被高射炮击伤了。
继滚雷行动之后，关于战斗机战术也有相当广泛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武器系统和评估小组的“红男爵一号”研究上。这篇文章详尽地分析了滚雷作战，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了解敌机的确切位置，从而获得有利战术条件，是空战胜利的唯一最重要因素。在美军超过80%的空战战果里，美国飞行员从有利位置开打，而在击落美国军飞机的米格飞机飞行员身上，这一数字更高(87%)。几乎一半被击落的米格机飞行员可能从未见过袭击者，而近60%的美军伤亡都是发生于这种情况下。米格机飞行员，拥有出色的地面管制协助，驾驶着难以被目视发现的米格机展开近距离格斗，他们通常被引导至后下方的攻击位置处，而且难以被美国人发现。
通常情况下，F-4攻击机群是很脆弱的，因为他们死板地按照“吊舱”编队飞行，以便让主翼下的电子对抗吊舱能够起到最大的作用。美国空军典型的“Fluid Four(流动四机)”编队(小队，flight)包括了两支双机编队(分队，element或section)，这意味着僚机要紧紧地跟在长机后面，这样就增加了他们的危险性并降低了击落米格机的概率----即便是在长机的要求下发起攻击。另一方面，长机要时刻注意到不能在战斗中甩掉僚机，尤其是那些缺少经验的僚机飞行员。斯图.马斯(Stu Maas)，一名于1972年4月成为米格杀手的飞行员回忆道：
“我们有些飞行员直接从乔治、戴维斯.蒙森、麦迪尔空军基地换装训练中队出来的，他们只具备空战的基本经验。也许这也是我们为何以如此死板的编队飞行的原因(除了吊舱编队以外)，‘导致最脆弱的环节’。我们的长机往往是由更具经验的高级上尉或者是少校担任，但空战对所有人都是陌生的。然而，内利斯基地战机武器学校的同僚和换装训练中队的一些教官将空中机动战斗的要领传授给一些新的F-4机组，那时还没有专门负责空战的F-4联队。1969至73年间，F-4换装训练中队每几个星期就输出一批飞行员，其中绝大多数人都被派往东南亚。”
从东北方向观察泰国乌隆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