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我识别的距离最远可以达到60英里，远远超过了F-4D雷达20英里的探测范围。然后，武器系统管可以检查屏幕上的两个条形指示棒(称为"grass")，这将告诉他目标的雷达是否对敌我识别模式和代码做出回应，以表明自己是朋友还是敌人。根据屏幕上这两个条形棒的位置，第二个指示向他显示了目标的大致位置。正如米格杀手斯坦.皮克特(Stan Pickett)所解释的那样，"树型设备完全是从后驾驶舱操作的，它对距离和方位都把握得很好，但无法告知目标的高度。"
1971年3月，装有战斗树的F-4D被分配至位于韩国群山空军基地的3TFW联队，9个月后，其中4架F-4D被转交给432TRW联队。起初围绕着这种设备的神秘感意味着大多数机组对APX-80并不熟悉。斯图.马登解释道："在乌隆，我们获得这4架飞机前还从没有见过战斗树，绝大多数机组都在战区内进行了培训。"
他们的成功使得又有4架战斗树机体于1972年1月被转交过来。很快，空战战斗空中巡逻的4机编队中有两架装备战斗树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然而，这样也必然加快了它们的损耗，至1972年8月，这8架飞机就已经在战斗中报销了5架。但接下来是一批总计20架带战斗树的F-4D，从11月13日起，这些F-4D开始被装备类似、带缝翼、铆钉加速项目升级的F-4E取代，战斗树升级最终被应用于所有E型机体。
虽然这架F-4D挂载了大量的Mk82炸弹，但还是带上了2枚AIM-7E-2用于自卫。该导弹是为了应对早期AIM-7D/E在滚雷行动中表现不佳而开发的，260枚发射出去的麻雀导弹只成就了20个战果。其中许多情况下都是在低空、小于最小射程或者是对机动中目标齐射的，这严重降低了导弹的成功率。针对同一速度飞行的非机动目标，AIM-7E-2可以从更短的距离处发射(1500英尺，相比之下的AIM-7E是3300英尺)，跟踪目标的能力更好，引信的可靠性也更高。
它的主要优势之一是可以避免"蓝对蓝"远程导弹误击事故，而且不再有长时间追逐了一架飞机却发现对方是一架F-4的情况发生。然而，战斗树飞机在自由开火前必须确认对方身份仍然是条例中的规定。该设备还使F-4机组能够更自由地识别米格战机，而不必依赖雷达情报源传递出有时令人困惑的信息。
1972年的下一个战果也是由一架战斗树F-4D(66-0230号机)击落的，此机隶属432TRW联队13TFS中队。3月30日，弗雷德里克.奥尔姆斯特德和杰拉尔德.沃洛伊带领着"Papa"小队从乌隆基地紧急升空，奥尔姆斯特德解释道：
"我们有3架飞机处于5分钟待命警戒状态，我们的‘消息来源’表示，坏人可能会在那天晚上袭击AC-130炮艇机，因此到了晚上，432TRW联队决定让3架飞机处于警戒状态，以便随时提供支援。"
这架JJ尾码的24TFS中队的F-4E战斗机以典型的AIM-9E响尾蛇导弹挂载方式正在进行空中加油，这架飞机的指派飞行员是比尔.杨(Bill Young)中尉，机务组长是麦克.古特曼(Mike Gutman)中士。
斯图.马斯(Stu Maas)是这次任务中"Papa 2"的后座武器官：
"我们按计划停在副领队位置，无线电呼号‘Papa 3’，但是2号机的发动机启动盒失效了，所以在他们重新启动前，我们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剩下两支还不具备领队资格的机组留在值班停机坪上。这后来被证明是一个忙碌的晚上，天上出现了3架北越空军的战斗机，型号不明，而此时1号和2号路线群上空的天气很糟，当我们在微弱的光线中朝东北方向爬升时，地面管制拦截官随意地问我们是否‘有兴趣追逐目标’。奥尔姆斯特德做了肯定的回答，然后我们便开始了竞速。我们以紧密的翼尖队形飞过北部钢虎地区的‘汤’，朝着大约18000英尺高的木甲山口飞去，在那里，我们遇到了目标。"
弗雷德.奥尔姆斯特德回忆道："天空漆黑一片，无法通过目视识别目标，我们在红冠的指挥下穿过大雨和云层。事实上，所有的夜间低空飞行均由海军引导。"
13TFS中队的丹.切里少校(左)和弗雷德.奥尔姆斯特德上尉(右)正在回顾1972年4月16日的那场战斗。身后的F-4D 66-7463(奥尔姆斯特德的"Basco 1")挂载了AIM-7E-2和2枚AIM-9E。
斯图.马斯继续道：
"长机的后座(杰拉尔德.沃洛伊)起初找不到目标，但是我们找到了。我将其完全锁定，然后给沃洛伊下达拦截指示，同时准备开火。长机在距离我们7英里远处突然左转，然后‘消失’了。我们继续以‘失踪的僚机’的身份飞行，由于不确定目标，也不知道长机的位置，我们中止了射击。很快我们听见奥尔姆斯特德和沃洛伊说他们打出了一枚导弹，并从远处观察到了一个爆炸。
"我的目标是一架米格-21，当晚的天上至少有3架。罗伯特.洛基像我们一样朝其中一架发射了导弹，但是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