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枚导弹向汤姆.考迪(Tom Coady)和哈罗德.科鲁兹(Harlod Krutz)的F-105G“Eagle 1”飞去，但是他们拉出了最大的过载，甩掉了那枚导弹。那架浅蓝色的歼-6接下来向“Eagle 2”发起攻击，但是飞行员克利夫兰(Cleveland)和奥布莱恩(O’Brien)拉起飞机躲开了炮弹，正当这架歼-6转向卢卡斯和马洛伊的“Eagle 3”之际，卢卡斯驾机猛地左转飞向敌机，同时让马罗伊使用雷达自动锁定模式，动作完成后4秒钟他们就发射了导弹。
“我们把左后挂点的那枚AIM-7E-2打出去了，但这时一枚SA-2地空导弹正朝我们飞来，我们躲开了它，并调头离开战区，我们从那名跳伞的飞行员旁边200英尺处飞过，躲避那枚SA-2的同时，这枚导弹击中了他，旁边的F-105机组目睹了这一切。”
克利夫兰在一旁看着这架歼-6燃烧着向地面坠去(北越飞行员黄高奉安全跳伞)。
1972年9月2日，乔恩.卢卡斯和唐.马洛伊驾驶F-4E 67-0392击落1架歼-6后凯旋。他们是一支猎杀分队的长机机组，这对F-4E机组人员来说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道格.马洛伊解释道。“卢卡斯少校是柯叻基地的‘老虎’前进空中管制官，他被赋予重振东南亚猎杀任务的责任。这次任务中，他坐在后座上训练我，而我平时的飞行员吉姆.基洛兰(Jim Kiloran)是我们小队的“Eagle 4”。我是3TFW联队35TFS中队的成员，来自韩国的群山。我们认为自己是“夏季帮手”，但35TFS中队表现异常出色，因为我们有许多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其中一些是战机武器学校的毕业生。不过，绝大多数武器系统官就像我一样，刚从作战训练单位里出来。不管怎样，我们在空中击落了6架，在地面上又摧毁了8架。
后卫作战的高强度行动使得9月9日又有3架米格机被击落，其中一个战果让查尔斯.德贝尔维尤的总战绩超过了史蒂夫.里奇，从而跃升为美国空军的头号王牌。所有的战绩都被划入在福安附近巡逻的555TFS中队的空战战斗空中巡逻小队账下。小队长机是约翰.马登，他的后座是查尔斯.德贝尔维尤。
约翰.马登为他当天获得两个战果的长时间准备彻底表现出来了，这也说明了一些飞行员把经验带到后卫行动中的价值。他于1964年从飞行学校毕业，而他那一期的学员中只有4人被指派去驾驶新的F-4C：
“那个时候，前后座都是具有飞行资格的飞行员，领导们认为两名飞行员驾驶一架飞机是件好事。但这没用，而且让飞行员感到沮丧。我在后座呆了两年，和有经验的飞行员一起飞行----很好的教育。后来，我加入了空军和海军组成的联合测试小组，来测试AIM-7攻击机动目标的能力，向机动中目标发射导弹的同时，我也越来越熟悉AIM-7。”
他的首次轮战是随43TFS中队的D小队配属到乌汶基地431TFS中队的旗下，接着于1966年转移到金兰湾。
“我经常飞到北越去，离我最近的一次机会就是一架米格机跟着撤退中的我们向南飞，接着突然掉头离开了。”
返回美国后，马登回到了前座并再次来到越南，这次是岘港的390TFS中队，他于越南上空的经验使得他对北越空军的飞行员保持持久的尊重：
1971年4月17日返回岘港的F-4D-31-MC(366TFW联队390TFS中队)，这架特别的鬼怪II(66-7678号机)于1967至69年在4TFW联队服役时是二战王牌查克.耶格尔(Chuck Yeager)的座机。空战中，飞机的副油箱必须小心投放，因为过高的速度很容易砸坏飞机的机腹下方的麻雀导弹和后部平尾。
“他们是强大的敌人----聪明也是受到尊敬的，他们使用可怕的诡计和欺骗战术。很显然，他们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思考问题仔细。他们喜欢设计圈套，然后把我们往里面引诱，只有我们不断增加飞机的数量，战斗力才超过他们。
“一些飞行员很明显比其他一些人强，你可以在一、两个转向后就可以看出那名飞行员是老鸟还是菜鸟。他们会试着使用一种战术并且更加胆大，直到他们击中目标。如果他们有飞机被击落了，那么第二天肯定不会继续飞行。接着过了几天，他们会换上新的战术再来跟你斗。”
这样务实的态度与美国空军死板和可以预见的战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