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第40集团军航空部队总飞行时间为122616小时，出动105954架次。该集团军空军的作战强度是1980年的1.5倍。弹药消耗量增加到52 000枚炸弹、85.2万枚各类火箭弹和120万发航空炮弹。在使用的武器中，排名第一的是航空炸弹，它的消耗量是1980年的三倍(战争第一年，航空炸弹的消耗量只有1.7万枚)。
战斗的紧张加剧给飞行员和飞机技术员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航空航天医学研究所的专家们研究了“人为因素”，他们认为，在10至11个月的高强度作战任务中，身体承受过多的负荷会导致“心血管和运动系统的显著功能发生重大的变化并受损；45%的飞行员存在疲劳和正常精神活动障碍。”高温和脱水导致体重显著减轻(某些情况下高达20千克)----人们在阳光下晒得干干净净。医生建议减少飞行负荷，缩短起飞前的等待时间，创造良好的休息条件。但是在实战中，唯一能履行的建议就是遵守每天最多4至5个架次的飞行限制。实际上，一些飞行员有时不得不在一天内执行多达9架次的飞行任务。
侦察机拍摄的贾拉拉巴德郊区的宣礼塔。
136APIB团的损失
战斗经验和技能都是用鲜血换来的。136APIB团高居榜首的位置令人沮丧----在纪念碑上，那些没有从阿富汗战场上回来的官兵名字比其它任何一支单位都要多。1982年12月4日，136APIB团遭受了首例战斗损失，当时，在一次空袭过后对目标展开的轰炸损伤评估任务期间，一架苏-17UM“火花”双座机中弹，中队长维克托.加夫里科夫(Viktor Gavrikov/Виктор Гавриков)大尉和随行的伊戈尔.赫列布尼科夫(Igor Khlebnikov/Игоря Хлебников)上尉被击落，2人成为136APIB团的第一批阵亡的机组，在此之前损失仅限于因故障而坠毁的飞机，飞行员成功跳伞。当天，核心编队执行任务时接到命令，紧急出动，帮助另一地区的地面部队。剩下的飞机升空，编队里的“火花”起到了指挥管制机的作用。空袭后，飞行员不得不对目标进行额外侦察，以评估结果。最后的进场是致命的----飞机落入DShK机枪阵地的埋伏圈中。很显然，驾驶舱里的飞行员中弹了，因为通信中断，飞机甚至没有调整姿态就直接坠毁。此次损失的具体情况仍然不清楚----坠机地点位于圣战者控制的地区，正如官方文件所说，“没有条件进行详细研究。”25岁的伊戈尔.赫列布尼科夫是该团最年轻的飞行员之一，毕业后才服役三年。尽管如此，这位飞行员仍然出动了82架次，并获得了红星勋章，第二枚，在他阵亡后追授……2人没有从飞行中回来的那天，团部已经接到命令，授予加夫里科夫少校军衔。为了纪念阵亡者，奇尔奇克基地内一架战术编号为“16”的苏-17M3刷上了“维克托.加夫里科夫”的名字，中队的另一架飞机则以伊戈尔.赫列布尼科夫的名字命名。
1987年秋，一支苏-17M3小队在盐湖区上空编队飞行。
战术编号为“27”的苏-17M3是为纪念第2中队的小队长弗拉迪斯拉夫.拉斯图欣(Vladislav Lastukhin/Владислав Ластухин)大尉而命名的。1984年9月9日，一名来自驻德苏军的年轻飞行员在一架编号为“黄23”的苏-17M3上被击落。这天，6架苏-17M3战机轰炸了达希布(Dashib/Дашиб)村附近的目标。当下一支双机编队展开攻击之际，他跟着长机谢尔盖.佩利哈(Sergei Pelikha/Сергей Пелиха)上尉一起俯冲，退出攻击时，飞机失去控制，机翼开始倾斜。到了飞行的第19分钟，拉斯图欣与长机失去联系。飞机发动机被DShK重机枪打坏，飞行员弹射跳伞，但降落时被敌人包围。除了搜救小队的米-8外，几架攻击直升机和2架苏-25也被吸引到救援现场。然而，敌人的猛烈火力导致直升机无法接近----搜救小组不得不在距离飞行员着陆点两千米的地方降落，此外，他降落于800米高的山上。空降兵们奋力营救，一路奋战到飞机坠毁的地方。然而，人数是不平等的----损失了数人后，空降兵被迫撤退。拉斯图欣在着陆时摔断了腿，他没有机会躲藏，甚至无法动弹。飞行员掏枪回击，然而，两个弹夹的火力并没有持续多久。飞行员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第二天，坎大哈派出了3架全副武装的歼击轰炸机，向敌人的集结地倾泻了所有弹药。为了寻找飞行员和前一天阵亡的士兵，一个空降营的200名空降兵向前进攻，最后在战斗现场捡到被切碎和肢解的尸体，但他的死让“幽灵”们付出了巨大代价----周围的石头上留下了许多血迹。拉斯图欣上尉阵亡后被追授苏联英雄勋章。
Modelsvit 72047 1/72 苏-17M3模型封绘，“蓝27，弗拉迪斯拉夫.拉斯图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