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飞行负荷增加，从1988年10月起，263ORAE中队的队伍得到加强，827ORAP团又有6名飞行员从乌克兰利曼斯克(Lymanske/Лиманское)抵达，此后飞行人员增加到24人----几乎是正规中队的两倍。在为期5.5个月的轮战时间里，该中队的24名飞行员总共飞行4650个架次(作为对比，前几批飞行员全年的飞行数量才达到4500至4900个架次)，光是中队长一人就完成了495个架次。
飞往阿富汗之前，886ORAE团的部分飞机刷上了一种棕色和米色的搭的配沙漠山区迷彩(比如“12”和“01”号机)。伪装直接在单位内进行，为了保护进气道和侧板，还使用了简易的蒙布和旧盖子，所以，在新涂装的编号那一块还能看到旧的绿色迷彩。伴随着飞行员们出色地完成任务，这些飞机的“装饰”也变得十分丰富：除了通常出动10架次的五角星外，两侧还有卡通蝙蝠的形象----这表明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在夜间完成的(有邪恶的语言认为，“从牙齿看”，这些都是吸血的吸血鬼)。夜幕降落时，中队定期派出4架飞机，分别前往不同地区进行“自由狩猎”，寻找杜什曼车队的车头灯和营地篝火。
一架苏-17M3R在阿富汗群山中飞行，照片摄于1984年。
大耳蝠在不同的飞机上形状都有差异，原因是连续使用几个不同的模板来绘制。在某些飞机上，这种图案有3种颜色，而在另一些飞机上只有2种，还有一些飞机上甚至只有一种单调的颜色。座舱下方的彩绘画在右侧----登机时，梯子和靴子不会刮伤彩绘(他们总是像上马一样从左侧爬进飞机)。在苏-17M4R“02”和“07”号机的机鼻的左侧还有一个额外的标志----一个目光敏锐的印第安人的彩绘，它借用了南斯拉夫糖果的包装，这种糖果在驻军内很流行。然而，由于图案色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它没有得到广泛采用，而且，它出现的时候已经是1989年1月，这时，中队更关心的是回国的准备工作。最后，几架飞机上出现了一个带翼弓箭手的苏霍夫斯卡亚徽章，这绝不是来自苏霍伊工厂的，而是业余设计的。侦察吊舱也没有逃过“艺术”的检验：几台KKR吊舱上画上了牙齿状的下颚，使得它们看起来像一条6米长的蓝灰色食肉鱼(类似越战美军F-4C/D的SUU-23航炮吊舱)。
然而，下一次军事行动的成功导致抵抗武装报复性的袭击成倍增加。战争继续下去的绝望变得显而易见，但巴布拉克.卡迈勒(Babrak Karmal/Бабрак Кармаль)对战争的结束持尖锐的否定态度。尽管为清除圣战者武装组织盘踞的省份和施加“人民力量”作出了努力，但只有大城市和机场、部队驻地以及一些道路周围的巡逻区受到了实际控制。地图上标明了飞行员紧急着陆和弹射的建议地点，清楚地说明了是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奇尔奇克136APIB团的飞行员正在听取地勤的汇报，机鼻上是作战任务标记和苏霍伊设计局的标识。
阿富汗飞行员(驻扎在巴格拉姆的355航空团)对此很清楚，他们对作战并不热心。他们很少飞行，主要是为了保持驾驶技能。根据一位苏联顾问的说法，阿富汗军队的精英飞行员参加战斗“更像是当成一场马戏表演，而不是一项工作”。为了公平起见，必须说，在他们当中也有勇敢的飞行员，他们的飞行训练方面并不逊于苏联飞行员。这就是阿富汗空军副司令，他的家人被圣战者屠杀。他被击落了两次，身受重伤，但他仍然心甘情愿地多次驾驶苏-22M升空。大部分士兵对作战任务没有热情，如果出现了防空火力，则尽量不接近目标15至20千米的范围内。有时，他们的行动激起了这样的担忧：一群阿富汗人由苏联歼击机陪同，与其说是他们的“同事”，不如说是他们是地面部队。
如果说阿富汗“战友”仅仅打仗不好，那麻烦只少了一半。政府空军的高级官员向敌人详细介绍了即将展开的行动，而普通飞行员还会逃往邻国巴基斯坦。1985年6月13日，圣战者在信丹德贿赂了机场的阿富汗警卫后，炸毁了停机坪上13架政府军的米格-21和6架苏-7，另有13架飞机遭到重创(27年后的2012年9月14日，塔利班又重演了这一幕，突袭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堡垒营地后炸毁6架AV-8B，另重创2架，详见《持久自由行动中的AV-8B鹞II》，未来的连载)。随着时间的推移，士气的下降使得逃兵现象司空见惯：仅在1988至89年间，阿富汗飞行员就驾驶飞机和直升机逃跑了11次。
给一架双座的苏-17UM3画“蝙蝠”……
